文/王修

　　在派出所繁杂琐碎的工作中，接处警无疑是最基础但却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面对形形色色的各类警情，每一位基层民警都在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答案。这其中不乏成功处置的经典案例，也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而对于我个人来说，最令我难忘的莫过于参加公安工作第二年的那次接处警，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是9月初的一天中午，虽已立秋，但“秋老虎”的威力丝毫不减。正午时分，明晃晃的阳光逼得大家纷纷躲在空调房不愿出门。热闹了一整个上午的派出所值班大厅渐渐安静下来。大家抓住这难得的清静，纷纷躺倒在备勤室里小憩。然而，报警铃声骤然响起，严家村有人被锁在家里。
　　我和辅警大刘立即开车赶往现场。然而，警车开到一半，大刘突然说，严家村不在我们派出所辖区。我们犹豫片刻，但想到救人要紧，立即将油门踩到底，同时拨通报警人的电话，问清了具体位置和详细情况。
　　严家村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城中村。到达村口时，报警人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他告诉我们，在他回家途中路过一户人家时，一名女子从该户人家的二楼窗户扔下一个纸团，并站在窗口挥手。他立即捡起纸团，打开一看，上门写着“报警，救我”四个字。他没有迟疑，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们来到这户人家的门口，发现二楼被隔板隔出了七八个小房间，每个房门外都挂着锁。听到我们的声音，其中一个房间传出一名女子的喊声：“是我报的警，我被关在里面了，快救我出去。”
　　“你没事吧？屋里还有其他人吗？”我隔着门问。
　　“我没事，屋里就我一个人，快救我出去。”女子有些焦急地说。
　　“没事就好，谁把你关在这里的？你有钥匙吗？”我望着门上的挂锁，正寻思着是否要破门而入时，一名中年男子急急忙忙地从楼下上来说道：“警察同志，我是这里的房东，我来开门，我来开门。”说着，他把手里的一串钥匙在我面前晃了晃。
　　我出于本能，一把揪住他，“你是房东？是你把人锁在屋里的吗？”“不是，不是，我是这里的房东，住这屋的是个外地小伙子，我没把人锁屋里。”房东怕我误会，连忙解释。“别废话，快把门打开。”我担心屋里的人出事，让房东赶紧开门。
　　门很快打开了，一名20多岁的年轻女子提着一个小行李箱站在门边。我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名女子，发现她面容整洁、衣着整齐。再看看房间，尽管空间狭小，但物品摆放得并不凌乱。
　　“是他把你关在这里的？”我指着房东问女子。“不是他，是住在这屋的男的。”女子回答，“我被他骗到这里，想走，他不让我走，把我的手机、身份证都拿走了，还不让我出这屋。我没办法，只好写纸条扔到路上请人帮忙报警。”
　　“关你的人呢？”我继续问道。“出去了。”女子答道。“他为什么要把你关在这里？”“我被他骗了……”女子开始抽泣。我侧过身去问房东：“你有没有听到这女子的呼救？”“没有啊，我没有听到。”房东急忙回答。“你为什么不大声呼救呢？”我继续问女子。但她一直抽泣，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确定你没事？要不要去医院？”我追问女子。“没事，不用。”女子边抽泣边回答我。
　　在确定这名女子安然无恙后，我通过电台向指挥中心汇报了情况。得到指挥中心同意移交属地派出所的指令后，我将这名女子和报警人一起带上了警车，往属地派出所驶去。一路上，我满腹狐疑，想问清楚女子到底所为何事，但她在回答了我几个简单的问题之后，便一直沉默。很快到了属地派出所，接待我的是一个相熟的师兄。我把现场处置情况简单向他作了介绍，把女子和报警人交给他后，便返回了所里。
　　下午的警情一个接着一个，我和值班兄弟们轮流出警，几乎一刻也不得闲，很快就把中午的这起警情忘在了脑后。直到傍晚，我坐到食堂，端起碗筷正要吃饭，师兄的电话来了。中午接警时，报警人给我的那张纸条忘记移交了。我立刻丢下碗筷，到警车里去找，找遍了车里的每一个犄角旮旯，愣是没有。我当时就蒙了，汗流浃背，恨不得把警车拆个底朝天。但无论我怎样捶胸顿足，那纸条已然消失得无踪无影了。
　　接下来的“桥段”，每一位接过警、闯过祸的警察兄弟们都不会陌生：写报告、找谈话、等处理。经过了整整一个多月焦躁不安的等待，对我的处理结果出来了：通报批评，诫勉谈话。这是我从警以来第一次因为工作失误被追究责任，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刚开始我感觉委屈、冤枉，心想明明是不推不诿、主动作为，毫发无损地将被困女子解救出来，却因为一张小小的纸条，成了反面典型被全局通报。后来师兄告诉我，正因为我忘了把那张纸条移交给他，导致一起非法拘禁案件差一点没能办下去。我这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失误有多严重。
　　不久后，所领导把我从户籍警组调整到了刑侦探组，让我跟随所里的老刑侦们学习办理刑事案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办理的案件越来越多，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证据意识。
　　我常常回忆起这一次失败的接处警经历。因为它用“体验式教学”的方式，为缺乏证据意识的我上了生动的一课。它教会我要把“证据”二字时刻铭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