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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洛杉矶的从警之路(下) A Police Officer in Los Angeles (PartⅢ)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22/6/24 13: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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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著/丹尼·史密斯(美)   编译/刘长煌

  这时,我们的中士乔·古兹曼和同事赶到了。在他们的协助下,我把吉尔伯特双膝绑上了塑料手铐,限制其移动,这符合法律程序,用于应对极端情况下的暴力拒捕。他们兄妹俩都没有受伤,中士表扬我们做得很好,保持了值得称赞的克制。这次逮捕基本上是例行公事,如果我们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结局可能会大不相同。如前所述,当吉尔伯特对一名男子实施致命袭击时,我们完全有理由向他开枪,那就没有后面兄妹俩拒捕的事了。
  这件事发生在1988年夏天,没过几天,投诉就来了,说我们侵犯了吉尔伯特和玛丽亚的公民权利。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是一个口齿不清、缺乏职业道德的律师,名叫汤姆·贝克,专门起诉警察。我们当晚的行动经受住了律政司内部刑事调查科和内务局的审查。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被裁定在政策范围内,使用过的武力都被认为是正当合法的。
  这件事发生一年后,汤姆律师提起了联邦诉讼,指控我们四名警察侵犯了兄妹俩的公民权利。
  打官司是警察生涯的一部分,任何在街头工作的警察都会面对,在犯罪率高的辖区更是家常便饭。
  在学院里,教官们就提醒过我们。绝大多数诉讼都得到了解决,绝少有警察因此被免职,更不要说参加听证会或出庭受审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料这个汤姆律师和一般人不同,我成为少数几个不幸的人之一,在联邦法院当了六个星期的被告,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六个星期。
  由于洛杉矶县选择在本案中辩护,不想协商,所以案件进入漫长的审判程序。开庭日期一拖再拖,以至于我们都快忘记这件事了。3年后,1991年3月3日,罗德尼·金事件爆发。在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4名白人警察殴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的过程被人录像,4名警察遂因刑事犯罪遭到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法院审判。不久,有人想起了我们的案件,认为有相似之处。我们将面临过度使用暴力的审判,搭上了罗德尼·金事件的热点,大家都认为我完蛋了。
  事实证明,祸不单行,我们的案子主审法官是讨厌警察的联邦法官斯宾塞·莱茨,他很受罗纳德·里根总统赏识。莱茨曾是一名公司律师,没有任何审判经验,但是在联邦法官席位上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力。他的法官任命是终身制的,所以他的行为再怎么恶劣对他自己并没有多大影响。
  县政府提供给我们的律师对莱茨很了解,他警告我们以后的日子很艰难。律师说莱茨法官很讨厌县警,因为他有一次被县警开了交通罚单,他把罚单寄给了县警负责人布洛克,暗示替他“摆平”这个罚单。布洛克寄了回去,并附上一张便条,解释说他“摆不平”。从那以后,莱茨法官似乎对所有县警都不友好。
  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发现我们低估了当前的形势。
  在审判开始的几天里,莱茨不时地打量着我们四名警察被告,我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严肃地坐在被告席上。他瞪着我们,好像我们是法庭上的威胁者,同时用溺爱的眼神看向涉黑的原告及其证人。
  原告的母亲作证时公然撒谎。在盘问中,我们的律师让她不能自圆其说,最终她承认证词是伪造的。莱茨法官递给她一盒纸巾安慰她,然后转向陪审团,告诉陪审员不要太计较她的谎言,她只是一个保护孩子的母亲。接着,他在宝座上挺直身子,一副厌恨的怒容爬上大长脸,用手指着我们,大声说道:“你们四个应该清楚,我不会容忍警察的任何不当行为!”
  他的言论让法庭上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接下来的六周里,法官质疑我们证词的有效性,特别提到戴着手铐用头撞警车车窗的真实性。他在陪审团面前说,这是一个谎言,并下令举行现场实验,让他的法庭书记员戴上手铐,躺在汽车后座,试试怎么才能用头撞击车窗玻璃。当然,我们的律师反对,因为那根本不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地方。但他的反对被驳回,在为期六周的庭审期间,我们的律师每天都会提出十几次反对,但最终都被驳回。甚至在后来,法官威胁要对他进行蔑视,因为他总是驳斥法官的观点。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吉尔伯特没有出现在法庭上。我们四个可能有罪的被告不由得窃笑,互相传递纸条,询问那个小混蛋可能在哪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吉尔伯特可能在监狱里。上午休庭的时候,我们打了个电话,果然,吉尔伯特被关押在东洛杉矶县警局,周末被捕的,当时一名卧底缉毒县警在监视一名毒品贩子的住宅时,看见吉尔伯特实施了飞车枪击。更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吉尔伯特竟然把他的婴儿放在旁边。而在法庭上的他,含泪控诉,说从未参与过任何形式的帮派活动。
  吉尔伯特的帮派活动是有记录的,19岁就已经被逮捕了十几次,每次逮捕都有帮派活动的因素。有一次被捕后,吉尔伯特在监狱墙上刻下他的帮派符号,这一事件被录像记录下来。然而,莱茨法官,这位才华横溢、无懈可击、身穿黑袍、自命不凡的“驴子”(过去式,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裁定原告过去的罪行和罪过与此案无关。
  “但是法官阁下,这是弹劾材料!他在你的法庭上作证说,他从未……”我的律师申辩道,因为莱茨再次拒绝让相关证词进入审判。我律师的努力是徒劳的,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莱茨打断了。
  “停!”莱茨在法官席上咆哮着,叫我们的律师坐下。他说这起飞车枪击事件可能另有隐情,他甚至认为整个事件是由被告方策划的,目的是影响审判结果。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莱茨下达了一个决定,即任何人都不得在法庭上携带武器,他是担心我们会冲动。
  审判结束时,我们被判有罪,即将受到惩罚。
  这是一个典型的“袋鼠法庭”(特指不公正的法庭),有法官的原因,也有罗德尼·金被殴打事件的影响。
  毫无疑问我们提起了上诉,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美国最自由的上诉法院推翻了“袋鼠法庭”的判决,指责那位莱茨法官对我们的公然偏见。上诉法院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陪审团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该案被推翻后,吉尔伯特与县政府进行了协商,不想又回到法庭上,但和解金额远低于他们兄妹俩所诉求的。后来不久,吉尔伯特被黑帮认为“不可用了”,在一起黑帮火并中被枪杀。
  在火石工作三年后,上级要求我作为一名指导老师带新警,我不情愿地同意了。我熟悉街道,认识骗子,处理过数十起谋杀案、数百起抢劫案和致命袭击案、多起强奸案和绑架案。开玩笑说,作为一名巡警,我唯一没有处理过的案子就是飞机失事。
  在晋升为侦探之前,我至少要培训九名新警。我非常认真地承担起责任,尽可能地让学员接触到他们将来可能遇到的每一种情景和各种犯罪类型。
  有一次,一位刚完成六个月巡逻训练的年轻女警跟我搭档。那天我们当中班,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她坚持要我开车,按常理来说她刚结束新警训练,应该多开车。
  我开车往南走,问她:“有什么打算?”
  “什么什么打算?”
  “作为一名新警,有没有你原本希望经历但却没有经历过的案情?”
  “我想搞个枪案。”
  我感到震惊,瞥了她一眼。“你没有抓捕过非法持枪者吗?”
  “没有,老师。”她笑了笑。
  “首先,不要喊老师。其次,是谁训练你的?”
  她说不是在火石接受训练的,是从另一个局调来的。之前她抓捕了几百个吸毒者,已经作为麻醉品领域的专家在听证会上作证。她可以闭着眼睛写一份毒品报告,可以在一百码(约91米)外发现一个瘾君子,但就是没有抓捕过持枪犯。
  我惊得目瞪口呆,不由得高看了她一眼。“好吧,今天我就带你搞把枪玩玩。”
  有些人说我有点像吸屎的磁铁,这是真的。我似乎总能遇见一些非常坏的人在做一些非常坏的事,好像是我吸过来似的。
  比如说现在,刚刚说要搞个枪案,不到5分钟就来了情况。我们在康普顿大道上巡逻,看到一车假释犯在开车朝北行驶,一看就是街头帮派的狂热分子。他们很不幸,乘坐的是一辆牌照过期的汽车,刚好被我发现,于是我来了个U形掉头,拉响了车顶上的警灯。
  他们没有让道,我礼貌性地鸣笛以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似乎起了作用,四个人都回头看了看,突然睁大眼睛,露出惊讶和关切的表情,但是他们继续前行。我用车台把车牌号码报告给调度中心,但调度员还没来得及反馈核查结果,他们就拐进了停车场,停了下来。这里离里奥社区不远,是里奥“血帮”的地盘。我告诉女搭档做好准备,这些家伙很脏。
  “让我看见你们的手!”当接近嫌犯时,这是一个标准的命令。在火石, 听到警察的喊叫当地人都会举手,站在车窗外,因为他们知道警察的程序。
  这伙人除了司机以外,其他人都遵守了命令。司机身体前倾,似乎在座位下面藏着什么东西。我拔出枪再次发令,并瞄准他的后脑勺,他终于举起了双手。
  我叫司机走近,然后拍打他的身上,没有发现武器,于是叫他站到一边去。接着叫副驾驶位置的男子下车,来到我身边,这个人非常魁梧,接近2米高,膀大腰圆,胳膊比我的大腿还粗。我叫他转过身,把手放在车顶上,他照做了。我开始拍打他的身体,感觉到他的腰带上有枪。我连忙用枪指住他的脑后,叫他别动,然后大叫“417”,这是发现了枪的代号,提示搭档注意。
  我瞥了一眼,看到女搭档的脸上流露出忧虑的神色,她迷糊了,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在六个月的训练中,她从未接触过这种情况,但她却是成绩突出的缉毒警察。我对她喊道:“拔出你的枪,对准这个混蛋!”
  她慌忙把枪指向我们的方向,枪管抖动,我顿时紧张不已。
  我告诉大个子:“你太大了,不好对付,还带着枪,我不会和你玩游戏的,明白吗?”
  “明白,长官。”
  “你把手放在车顶上,我要把枪从你腰带上取下来,然后给你戴上手铐,明白吗?”
  “明白。”
  “你看见我的搭档了吗?”
  “嗯?”
  他往后瞥了她一眼,看到她正把枪对准我们,枪管晃来晃去的。
  “大个子,不要乱动哟,如果她一紧张开了枪,我们两个都会完蛋。”
  “哦!”
  我从他的腰间取出一把6英寸(约15厘米)的史密斯.357手枪,塞进我腰间的腰带里。
  这时,支援力量赶到了,很快把四个人都抓起来了,他们每个人都带了枪,司机的枪藏在座位下面。
  四名犯罪嫌疑人都是刚出狱的假释犯,现在被发现非法持枪,这是一项重罪指控,他们必须要回到“大房子”里去了。我们还从后备厢里找到了两万多美元的现金,当时是一笔巨款。
  女搭档终于填补了没有办过枪案的空白,她称我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街头警察。

  三、刑事侦探

  吉尔伯特案判决后不久,刑侦警长吉姆·莱利找到我,叫我申请一个刑事侦探的职位。我曾经和他们合作过几次,虽然我很喜欢侦探的工作,但我更喜欢穿制服巡逻。
  “经过法庭判决后,每个人都会发生变化,你是一名出色的警察,应该在毁掉声誉之前到刑事侦查大队来工作。”他劝道。
  经过仔细考虑,我认识到他说的是对的,需要换一个工作环境。经过申请、面试,1991年9月,我被录取为火石局刑侦队刑事侦探。
  记得面试时,考官注意到我的申请表上写了会西班牙语,问我口语是否流利。
  我扫视每个面试官的眼睛说:“你们当中有人会说西班牙语吗?”
  大家都摇摇头。
  “那我就很流利了。”
  于是,我被录取到地铁警察局重案组工作,又称特别调查组。
  我和希伊成了搭档,晚上当班,俗称刑警夜车。夜车最棒的一点是可以穿牛仔裤和防弹衣。在火石,不穿防护背心是愚蠢的。刑警的优点是调查工作多,不必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文书填表工作上。
  希伊性格开朗,大块头,行动敏捷,真想不到他那么庞大的身体移动起来比轻量级还快。他是一个硬汉派侦探,强壮如牛,练过拳击,是个好搭档,有安全感。
  但是,警察根本就不安全。1992年3月29日晚上,星期天,巡逻新警尼尔森·山本被一名非法居留的外国人枪杀,凶手逃脱,不久后在纽约被捕。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一天,尼尔森26岁,工作了三年,是一个热情、开朗的年轻人,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我的未婚妻莱斯莉到警局参加葬礼,经历了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警察葬礼。这个场景并没有把她吓走,她依然决定与警察共度一生。
  几年后的1995年5月12日,又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县警斯蒂夫·布莱尔在林伍德市被一名帮派成员枪杀。这个时候火石警局与林伍德警局已经合并,成立了世纪警察局,我被分配到刑警夜车组。
  史蒂夫被杀的那天晚上,我在家里轮休,得知消息后,我亲吻了熟睡的女儿,然后和妻子告别,她把我送到门口,与我吻别,眼中流露出悲伤。
  到达警局时,证实史蒂夫已经死了。我冲进办公室,穿上防弹衣,赶到现场。整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我和队友搜索了每个角落。街上空无一人,静得出奇,每个人都待在室内回避警察。我们突袭了已知帮派成员的老巢,抓获了不少的嫌疑人。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寻找杀害史蒂夫的凶手。通过与线人合作,终于抓住了凶手,心理稍有安慰。
  史蒂夫是个令人尊敬的县警,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后来他有个儿子追随父亲的步伐,加入洛杉矶县警队伍。
  一天晚上,有名杀人犯从卡斯泰克市彼得·皮奇斯拘留中心的高度安全监室脱逃。羁押期间,杀人犯钻穿了一堵水泥墙,他和另外三个人爬出了大楼,穿过了田野,后来只有他一个人越过了20英尺(约6米)高的铁丝网。
  局长指派我负责调查这起越狱案。
  经过调查,我发现几个事实:越狱前,拘留设施完全关闭,监管人员对囚犯进行了核对,没有差错。越狱后,所有地方执法机构都参与了追捕,进行了地毯式搜查,包括特警、警犬和狱警等。经我仔细检查越狱者的监狱记录,包括批准的访客名单、犯罪记录报告,同伙和家庭成员情况,发现他的社会交往非常复杂。审问其他一起逃跑而未成功的人,以及那些狱友,得知他穷凶极恶,不惜一切代价要脱逃,而且他是一个极度危险人物,不会被活捉。再联系洛杉矶警察局负责办理他谋杀案的警官,得知他曾经在圣费尔南多山谷杀害了两名自行车骑手,犯罪动机与贩毒有关。
  从初步调查的结果来看,此案可能是个暴力的结局。
  经过对他关系人的交往情况分析,我认定有个女人是关键人物。羁押期间,有一位女士经常探视他,估计是他的女朋友。她住在洛杉矶县南部湾,距监狱一小时车程。
  我和同事紧急赶往他女朋友的住处,埋伏在她家的周围。不久一辆轿车驶来,一女士开车,乘客位上有个男子。汽车减速后,男子似乎发现了有人在监视,连忙把身子放低。女司机急打方向,准备掉头逃走,但我们很快就用“飞行天使”战术把她围住了,这种战术现在不常使用。
  一辆车堵在她的车前,阻止她前进,另外两辆车挤靠在她的两边侧后位置,防止她后退,此阵型寓意只有能飞行的天使才能逃脱。这个战术很高效,但是对双方都有危险。
  无数把枪指住了他们俩,他们只能束手就擒。
  后来,我们从越狱犯那里了解到,当搜捕小组形成包围圈之前,他已经穿越了监狱周围崎岖不平的荒地,到达了北面几英里处的卡车停车场。他躲进了一个由十几辆重型卡车组成的车队里面,最终来到了北200英里(约322公里)的弗雷斯诺市。他打电话给妹妹,让她来接他,带他去洛杉矶看他的女友。妹妹恳求他自首,担心他会被警方枪杀。后来妹妹还是开车接他找女友,刚到女友的家门口就被警察抓住了,他很佩服警方的判断力。
  司机原来是他的妹妹,她告诉我,她哥哥从弗雷斯诺市打电话给她时,她曾恳求他自首。他向她保证,他只去见女友一次,之后就自首,在监狱度过余生。后来我审问过越狱犯,他告诉了我同样的故事。他的妹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助理,受过良好的教育,前程似锦,但现在因为协助哥哥逃跑被捕。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其实我内心是不赞成逮捕她的。
  这个逃犯是我见过的第二个最酷的杀手,第一个是我从科罗拉多州联邦监狱押解的黑手党。当我把这个逃犯重新送进监狱时,他和我闲聊,就像坐在酒吧里一样。他感谢我对他和他妹妹的温和态度,他请求对她宽大处理。我告诉他那不是我的事。
  后来检察官和我讨论法庭证词时,我建议,如果她在法庭上作证指控哥哥,就给予她豁免权。检察官完全不考虑这个,他只考虑成名。
  在法庭作证后,我从证人席上走下来的时候,看了她一眼,她的辩护律师敏锐地察觉到我眼神中的同情,便提出要对我进行质询。检察官反对,但辩护律师辩论说,被告在抓捕那天告诉了警察准备自首。法官允许我答话,我回答了,向法庭如实陈述了兄妹俩各自对我说过的话。由此,她得到了从轻处罚。
  每个警察都有一个“神探”的梦,都想成为福尔摩斯一样的大侦探,但前提是你得进入命案组。由于我在重案组的表现得到了主管和同事的认可,1997年9月,直接把我调进了命案组,着实让我飘了一把。
  报到的第一天,还没来得及喝杯咖啡,还没找到办公桌的位置,就接到了任务,一名16岁男孩在工业区被火车撞死。对于侦探来说,没有比调查命案更有荣誉感和责任感的事了。
  那是秋天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七点到达办公室,远远早于大多数侦探。后来有人告诉我,九点上班就可以。我认为要么是他说错了话,要么是我听错了,要么是在误导我。事实证明,大部分侦探都是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出现在办公室,有些更晚。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场,可能通宵达旦,所以每天早上多出一两个小时休息会对疲劳系数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天走进命案组大楼,前台接待是一位名叫保罗·德豪尔的年轻县警,在世纪警局的时候就认识他。
  “你调这里工作了?”他问。
  “是的,今天是来报到的。”
  “那好,请你坐火车去工业区,不要步行。”
  “保罗,你看我还没有走进办公室的门,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要不给我配个搭档。”
  他笑着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能处理的。这个时候没人可派,除非你把他们从家里叫过来。”
  “我要去调查的是自杀还是事故?”
  “不知道,所以要你去弄清楚。”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逃避挑战的人,于是掏出全新的笔记本,记下案件简要信息,然后开私车出发。到达现场后,巡逻县警向我介绍情况,死者的尸体散落在400米长的铁轨上,最远端是一只脚和鞋子,身体碎片随处可见。巡警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任何感情,好像在谈论一辆失事汽车的零部件。
  目击者说,死者背着包从公交车下来,直接横穿铁轨,忽视了闪烁的信号灯和铃声,犯了致命的错误。
  我会见了火车驾驶员,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成为命案侦探大约四十分钟,请他告诉我火车的所有信息,包括长度、重量、车厢数量、行驶速度、停车距离、十字路口的操作协议和程序、他的驾龄、今天开车的时间、目的地、行程、昨晚的睡眠状况等。
  经过调查,这起案件被裁定为一起事故,没有任何信息或证据表明这是自杀。这个结果让死者的家属心理负担轻松很多,没有人愿意接受所爱的人自杀,那样会有很重的负罪感。
  那天晚些时候回到办公室时,指导老师告诉我,未经他的允许,我什么都不能做。新配的指导老师是出了名的难相处。
  我又重新变回了新手,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洛杉矶县每年处理300~500起凶杀案,还有很多非犯罪死亡调查,自杀、工业伤亡、娱乐和意外事故等。大约有80名侦探负责处理命案,分为六个小组,由一名中尉组长领导。
  洛杉矶县占地4751平方英里(约12305平方千米),是美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县,有1000万居民。全县共有88个城市,其中42个与政府签订了合同,成立了县警队伍。共有23个县警警察局,每个局设有巡逻队、刑侦队等,其中刑侦队下面的命案组负责调查所有非正常死亡案件。
  县内也有一些城镇有自己的警察部门,如艾尔蒙特、蒙特利公园和波莫纳等地,设有巡警和刑警部,但是涉及命案还是依靠中央县警处置。
  县中央警局命案组80名侦探分散在全县,由最有经验的优秀警察组成。
  我被安排在验尸官办公室待一周,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也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周,每天要观察大量的尸体解剖。作为一名凶杀案侦探,你要参加受害者的尸检,站在桌子旁仔细观察整个过程。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和搭档兼指导老师调查了几起谋杀案、一名囚犯死亡案、一名警官枪击案、几起自杀案和一起自然死亡案。
  一天,指导老师“砰”的一声把一个文件盒丢在我的桌子上,问:“你知道乔治·亚瑟吗?”
  前文提过,当我在男子中央拘留所工作时,乔治中士曾是我的领导,也是我们几个朋友的导师。我还和他在警察酒吧喝过酒,是我敬佩的人,他的被害让我难过了很久。
  那是1985年6月的一个温暖的夜晚,乔治在上完夜班离开拘留所时被谋杀。这件事震惊了我们,意识到警察的危险不会随着换班而结束。没有人知道是谁杀了乔治,也不知道为什么,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侦破。
  “是的,认识,而且还是我的上级。”
  “我发现了一点线索,你仔细阅读一下这个档案,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利用业余时间来调查这起案子。”
  我把文件盒带回家仔细研读,根本没有“空闲时间”。我阅读了里面的所有材料:立案报告、调查报告、后续调查报告、法医报告,以及对证人、乔治的朋友和家人的数十次访问笔录,等等。我还看了所有的照片,又一次凝视着乔治那阴沉的眼神。
  指导老师认为,凶手是来自艾力索村附近的黑帮分子,案发地也是这附近。在县警的陪同下,我们重新走访了一些目击者,他们报告说,乔治的面包车撞到路障后,一名男子从车里跑出来。乔治是在开车时中弹的,他试图加速并直接撞击一个巨大的混凝土路障来拯救自己。
  走访的结果对指导老师的帮助不大,他确信凶手正在坐牢,因另一起谋杀被判处终身监禁。我建议去监狱审讯他,提取他的DNA,不管怎么样,总要明确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杀害乔治的凶手。
  由于指导老师和洛杉矶市警同行相处得不好,后者多次表示不配合他调查这起案子,组长把案卷拿走了,交给了迈克和麦卡锡调查,叫我们不要插手。
  麦卡锡和我是同学,曾在火石镇一起“流浪”过,我们称巡逻为“流浪”。
  有一天,麦卡锡问我:“嘿,史密斯,你有时间吗?”
  我点点头。
  “你觉得你的指导老师关于乔治被杀的推断怎么样?”
  我说指导老师可能搞错了调查方向,不如直接去找嫌疑人,通过DNA破案。他点点头,说正在努力寻找突破口。
  不久之后,迈克和麦卡锡找出了杀害乔治·亚瑟的凶手。在中央拘留所工作的时候,乔治有个同事叫特德·科比,他们之间有过很多矛盾,案发后,大家曾经怀疑过这个同事,但是当时没有DNA技术,又缺乏直接证据,所以就不了了之。现今,科比退休在华盛顿市休养,麦卡锡找到他索要DNA。不料科比不配合,麦卡锡只得申请法庭令。科比行为反常,在DNA比对结果出来之前,侦探们还没来得及实施抓捕,他就消失在附近的树林里,开枪自杀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堵得慌。
  六个月过去了,但我仍然和第一个指导老师在一起,按照惯例,应该换一个老师再带我六个月,然后就可以独立办案了。我的忍耐被人误解为我们俩合作很愉快,所以就没有换老师。我容忍他在同事面前不断贬低我,在案件当事人面前指责我,向中尉告状,但是我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极限。麦卡锡和我打赌,说我很快就会失去冷静,把老师拖到停车场按到地下,我竟然不敢应赌。
  这天,指导老师走到我的办公桌前,当着一名帮派侦探的面,问我对街头帮派知道多少。
  “你指的是哪个帮派?”我接嘴说,“我对南洛杉矶的西班牙裔和黑人帮派了解比较多,因为我曾经在那里巡逻,但我对白人或亚裔帮派了解不多。”
  “我说的是墨西哥黑手党。”
  墨西哥黑手党是臭名昭著的墨西哥监狱帮派,而不是街头帮派。事实上,他们是加州惩戒系统中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帮派。他们在监狱里通过使用极端暴力手段甚至能控制街头帮派的活动,主要是经营毒品销售。南加州的所有拉美裔街头帮派都必须向墨西哥黑手党交税,否则就会遭遇袭击和谋杀。在黑帮混的人,很多人迟早要进监狱的,所以他们不敢得罪墨西哥黑手党。
  “哦,这个是监狱帮派,你问的是街头帮派。”我应道。
  听到我顶撞他,他几乎到了爆发的边缘,但是他还是忍了下来。“他们在监狱里是一个监狱帮派,他们在街上时,就是街头帮派!”
  说到这里,他把一个装满材料的文件夹扔到我的桌子上,喊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妈的街头帮派是什么?”
  我没有接嘴,在旁边看热闹的侦探摇摇头。
  争论过后不久,我们开车出现场。他说:“你知道,我等了很长时间,才等到有个像你这样的人出现,一个我愿意与之合作直到退休的人。”
  我大惊失色。
  他继续道:“你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实习生,在下一个案子中,我会让你主导。如果顺利结案,我会让你早点结束培训,把你作为固定的合作伙伴。”
  他错了,竟然把我当成是一个顺从的小婊子,会继续忍受他那讨厌的个性。一旦我培训合格,成为正式命案侦探,我就不可能允许他这么粗暴地对待我。
  我们出警的案子是一起枪杀案,有个叫马科斯·华雷斯的年轻人在工业城的一家酒类商店前被枪杀。有目击证人提供了嫌疑人的大致描述,凶手在酒店外面与华雷斯枪战,华雷斯中枪身亡。
  老师信守承诺,跟在我后面,让我主导调查。我走访了证人,协调了犯罪现场调查,收集了证据,从商店里拿到了监控录像。
  第二天,我带着监控录像找技术人员。指导老师是个控制狂,打电话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想让技术人员从视频中截图,把枪杀前一个小时之内进入酒店里的所有男性列出来,制成清晰的静态图片,寻找那位符合目击证人描述的人。他问我打算怎么处理这些照片,我说把照片给证人看,找出嫌犯。
  他高声说道:“你不能那样做!我们不知道谁是嫌犯,你不能只向证人展示特定的照片,如果要辨认,必须要有六张类似的照片。”
  正常的照片辨认需要六张照片,嫌犯照片夹杂其中,另外五张是外表相似但与调查无关的人的照片。这是正常的程序,但法院裁定过这并不是唯一识别犯罪嫌疑人身份的方法。简言之,我完全可以把一堆照片交给证人,这些照片就是所有进出过酒店的男子的截图,让目击证人从中挑选凶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指导老师大怒。
  我已经厌倦了他的胡说八道,更要紧的是,到了表明我态度的时候了,否则我真有可能会和他成为永久搭档。我找到了几条案例法的引文,证明我采用的照片识别程序是正确的。我把相关条文复印下来,送给他看。他瞄了一眼,立即大喊大叫,说我态度有问题,不能再和我一起搭档了,叫我找一个新的指导老师。
  当天晚些时候,中尉召见了我,说我的指导老师不愿意再带我了,我必须要找一个新的指导老师,所以培训期限可能会延长。
  “太奇怪了。就在上个星期他还告诉我说,你是他带过的新警中最好的,怎么变得这么快?”中尉自言自语道。
  那是在我反抗他之前,我心里清楚。
  我被派到第二队,与罗德·库什搭档,我高兴得拥抱新团队中的每一位侦探,感觉跳出了火坑。由于前任指导老师毕竟教了我几个月,在此就不提他的名字,免得说我在背后败他。
  罗德是个很好的指导老师,与他搭档让我心情好了很多,正如我妻子注意到的那样,这种变化改变了我的日常性格。
  辛苦工作让人筋疲力尽是一回事,忍受一个难缠的搭档又是另一回事。罗德是一个高素质的警察,幽默风趣,经验丰富。
  一天下午,我和罗德值班,玛丽安德尔港湾的县警打电话报告说有人自杀,那人把自己绑在游艇上,然后把船击沉。我问县警那人是怎样把自己绑在船上还能把船击沉的。他说那人在船上用枪打了几个洞,让船漏水,船沉没,他淹死了。那个场景有点不太正常,为什么会有人费那么大的劲自杀呢?既然有枪,为什么不朝自己脑袋开一枪?
  罗德留下来值班,我赶到玛丽安德尔湾,故地重游,心里不由得唤起一丝焦虑,十年前在红洋葱酒吧差点被打废了。
  在码头上找到了远洋局的县警,他们在港口巡逻,其实他们也是海警,精通海船操作,装备精良,是经过认证的潜水员。县警说巡逻时看见一艘船正在下沉,急忙潜入该船,找到了受害者,立即送医院,但已经死了。
  我们登上县警巡逻艇,驶向大海。穿过波涛汹涌的水域时,我很高兴穿了伦敦防雾雨衣,既暖和又防水。半英里后到达现场,周围都是黑漆漆的海面。
  “犯罪现场在哪里?”我问。
  “水下面。”
  “那怎么办?能把船弄上来吗?难道还要我到下面去?”想到要潜下深水中,黑黝黝的,我就心神不定,果然玛丽安德尔湾对我来说不利。
  “要打捞上来的,但是现在不行,要等白天,需要足够的阳光。不过,你想看视频吗?”
  “什么?”
  “我们用水下摄像机记录了整个潜水过程,尽可能细致,包括绑在船上的人、子弹孔,以及我们把他救上来的过程。”
  “太好了,你们真的很专业!”
  视频显示,这个人是绑在船舱的梯子上的,子弹孔靠近他站的地方。
  经过简单了解,船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借了朋友的。事发前不久,他还打电话给女儿说再见。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后来这事件经过调查,还真的是自杀。
  第二天晚上,我和罗德被派往东洛杉矶,调查一起与帮派有关的谋杀案,一起驾车枪战。犯罪现场在墨西哥裔阿尔卑斯山社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社区,可以俯瞰市中心和整个南洛杉矶的壮丽景色。在晴朗的夜晚,还可以看到灯光闪烁的海岸线。
  受害者雷诺和他的哥哥吉尔伯特在社区门口遭到枪击,雷诺当场死亡。
  当我们赶到时,帮派侦探已经在现场。他们介绍说,吉尔伯特实际上是一名顽固的黑帮成员,很可能是枪击的目标,而他的弟弟雷诺没有参与帮派。
  吉尔伯特告诉我们,当凶手开车经过时,突然朝他们兄弟俩开枪,他们迅即躲到一辆停着的汽车后面。凶手一走,吉尔伯特就看到弟弟躺在地上,显然是中枪了。现场的证据与吉尔伯特的描述是一致的,停着的那辆车上有很多子弹孔,这与有人从过往车辆上开枪的轨迹和方式一致。然而,被用来掩护的汽车的另一侧也有子弹痕迹,显示有人曾经向行驶的凶手车辆还击。仔细勘查现场,我们怀疑雷诺可能是被“友军”击中,因为他的尸体倒下的位置,以及背后中枪都很反常。
  在最初的问话中,吉尔伯特否认向车辆开枪,甚至否认持有武器。我们对他进行了长时间审讯,他终于承认当时带了枪。
  尸检结果证实了我们的推断:受害者是背部中弹,杀死他的子弹的口径与敌方射出的子弹不同,相反,与吉尔伯特携带的手枪相匹配。结论是,吉尔伯特杀了他的弟弟。
  在铁证面前,吉尔伯特交代了事情的经过。当黑帮凶手驾车向他们射击时,吉尔伯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枪手,他迅速趴在地面,掏出枪,开枪反击,迫使对方不敢停下车。雷诺则惊慌失措,四处乱窜,慌乱中跑到了吉尔伯特的前面,被子弹击中。
  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当一个人在重罪中被误杀时,犯下重罪的人会被指控谋杀,即使他没有直接杀害受害者的主观故意,这叫重罪谋杀规则。比如说,两人抢劫了一家银行,在他们逃跑期间,警方射杀了其中一人,这起枪杀要算在死者同伙的身上,同伙可以被控谋杀罪。这是一部伟大而有效的法律,后来在“司法改革”中被废除。
  在吉尔伯特的案件中,他是出于自卫才开枪,这和他是否是黑帮成员、是否非法持有枪支都无关。那些开车试图杀害吉尔伯特的人将被起诉谋杀雷诺,尽管不是他们直接射杀的。
  我们向吉尔伯特解释了重罪谋杀规则,他对自己射杀弟弟的事非常内疚,决定与我们合作,这对黑帮成员来说是非常难的选择。他说对方是一个墨西哥裔黑帮,开着一辆改装的福特野马汽车。最终我们找到了这辆车,但是案犯已经逃到墨西哥去了。
  洛杉矶电视台一开始就跟踪我们拍摄,记录了整个破案过程。著名的主持人比尔·库蒂斯主持的警方栏目播放了我们查案的经过,在编辑的美化下,我和搭档成了神探。
  罗德在我们第一次合作后就让我过关,我正式成为命案侦探。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我们调查了17起案件,其中11起是谋杀案。依据谋杀案调查专家弗农·格伯斯的说法:“任何城市里,如果一名命案侦探每年调查五起以上的谋杀案,要么是在开玩笑,要么就是这个城市实在是太乱了。”
  我在洛杉矶县命案组工作期间,平均每年调查15起以上谋杀案,还不要说其他类型的死亡案件,如意外、自杀、工伤事故等。工作量如此繁重,必然要影响到人际交往和家庭生活,但是人命关天,我们无怨无悔。
  电视连续剧《凶杀案》中的主演哈里·博什有一个信条:“每个人都重要,每个人都不重要。”
  这个信条在好莱坞电影里可能行得通,但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人权。
   五月的一个温暖的上午,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制片人被枪杀,47岁,男性,离异。有人在他家的前院发现他倒在草地上,近距离射中头部。一台割草机停在修剪了一半的草坪上,人倒在卡车后面,右手手套脱掉。
  我赶到现场后,仔细查看了周围的环境,综合各种线索推断,受害者是右撇子,摘下手套可能是为了手指灵巧,也可能是为了和别人握手。受害者的位置表明,凶手就在打开的后门附近,近距离开了一枪,子弹穿过头部。我认为凶手和受害者是相互认识的熟人。
  受害者有一个室友,是他的同事兼朋友,和妻子分开多年。他是最后一个看到受害者活着的人,也是第一个发现他死亡的人。通常情况下,最后一个看到被害人活着的人和第一个发现被害人死亡的人应该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在调查的初始阶段,这两个个体总是引起侦探的极大兴趣。如果这两个个体合二为一,那就不太正常。于是,室友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人之一。
  室友说,受害者一早就开始在院子里修草坪,他自己则到外面办事去了。起先他开车到帕姆代尔镇理发,但理发师不确定室友的来访是否与谋杀案发生在同一天。室友还说,他剪完头发后,顺便去家里洗了个澡。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惑,他和妻子分居多年了,与受害者住在一起很长时间,为什么他会去家里洗澡?他妻子依然住在家里的。
  对他的怀疑度在上升,他将是我们需要调查的第一个嫌疑对象。第二天,我们找到了室友的妻子,奇怪的是,她成了他的不在现场的证明,而他也成了她不在现场的证明,两个人都说案发的那天上午,他们在高速公路上偶然相遇过。此案过后,他们突然走到了一起,和好了,可是他们已经分开了多年,正在走法律程序离婚。
  我怀疑他们俩合伙作案,但苦于没有证据。不久,他们俩都请了律师,要求我们不能与他们直接联系,有事找他们的律师。
  受害者的家位于一条僻静峡谷的土路尽头。我们在尸体附近发现的唯一鞋印是一名巡逻警长的,他在受害者周围绕了一圈,当我把目光从鞋印转到他的脚上时,他有点不好意思。
  现场旁边的马路对面有户邻居,住了三名男子,他们和受害者年龄差不多,但是无正当职业,酗酒、吸毒、骑自行车游荡,其中两人是越战老兵。谋杀发生时,三人中只有一人在家。他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正在洗澡。从一开始接触,我们就推断这些人与谋杀案无关,但我们还是核实了那天上午不在家的两人,确实有不在现场的证明。至于在家洗澡的那个人,他很放松、快乐、开朗,他告诉我们,他们三人都不喜欢受害者,认为他是个混蛋,所以不为邻居的死感到难过,但向我们保证他没有杀人。在整个调查过程中,他一直与我们合作,满足我们提出的任何要求,包括测谎仪检查,非常坦荡。
  受害者有一个成年儿子,参与毒品和帮派活动,与女友住在山谷的另一边。他有作案动机,他和妹妹都有权继承受害者的全部财产。我和搭档找到了他,他对父亲的死非常悲伤,情真意切。他和女朋友允许我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搜查他们的家,我们搜查了,找到了一把手枪,没有开火和擦洗的痕迹,可以排除是作案工具。
  在案发现场,出现一辆或多辆越野自行车的轮胎痕迹,有没有可能是他儿子骑自行车来看望父亲?但是,父子俩相距很远,儿子说没有自行车,就算有自行车骑过来也不太现实。儿子后来接受了测谎仪测试,结果没有定论。
  受害人的女儿在外地,可以排除嫌疑。
  这个案件最奇怪的部分是受害者有一个前女友,是变性人,前不久分手了。她对分手非常不满,对受害者进行过威胁。两人初识时,“她”是好莱坞街头性工作者,一名易装癖者。受害者找“她”做了一次生意后,竟然爱上了“她”,于是花钱让“她”做了变性手术,成了真正的女性。案发时,她就住在离受害者不远的公寓里。当我们找到她时,她很坦诚,对我们什么话都说,承认在受害者与她分手后对他进行过威胁。然而,她有一个最好的不在场证明,谋杀案发生的时候,她在进行背部手术。我们很快核实了她的证词。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案件一直难以突破,成了冷案。随后的几年里,我们时刻关注这个案件,对室友和他的妻子进行过监视。有趣的是,谋杀案发生后他们和好了,搬到了海滩居住,越看越像是凶手。考虑到受害者独特的性取向,刚好这个室友有点娘娘腔,我推断受害者和室友可能是同性恋,室友的妻子知晓了,采取了谋杀来挽救婚姻。不幸的是,我们找不到证据。
  几个月后,我们得到一条消息,在葬礼前夕,室友在受害者的棺材里放了一封信。这封信太关键了,我们申请搜查令去室友家里寻找便笺簿,希望能根据下一页留下的印痕重现这封信,但没有找到。
  那封信让我魂牵梦萦,只有一种方法,开棺!看不到这封信,我们寝食难安。
  我向法院申请开棺检查,保证不动受害者的遗骸。法院和首席验尸官批准了我们的请求。棺材被打开,我们小心翼翼地拿到了那封信,还好尚能辨认,尸体已经腐烂了。
  信的内容很有趣,但不是我们期待的。没有写“对不起,我杀了你”或“对不起,我的那个疯婊子打了你的后脑勺”之类的词句。但是字里行间让我感觉奇怪和搞笑,信的内容根本不是一个好友对另一个被杀的好友应该说的话。
  其中有一句“我很抱歉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知情?意料之中又是意料之外?
  我们请求联邦调查局帮助,他们的检测通常很准确。三个月后收到了结果,非常令人失望。他们分析出来的信息没有任何新东西,和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几乎一样。不过他们倒是教了我们一个方法,刺激嫌疑人,打草惊蛇。
  室友和受害者都是影视工会的会员,我们找到工会,要求所有会员填写调查问卷,提供线索,大胆推测谁是凶手,帮助我们找出杀害他们工会兄弟的元凶。会员们踊跃填表,发表意见,唯独室友拒绝了,他说律师叫他不要和我们合作。这是意料之内的事,我们的目的是引起其他工友关注,希望有人给我们提供线索。但是后来没人和我们联系,案件再次陷入困境,随着新案件的不断增多,我们只有放弃。
  多年警务工作使我伤病缠身,尤其是颈部疼痛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接连做了两次手术。
  我的好友弗兰克是很有哲理的人,他说:“史密斯,你在美国最伟大的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挑战了自我,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你没有什么可感到羞耻的了。”
  于是,我申请了退休。
  很多警察退休时都会举行仪式,我不想,因为我为自己离开警察队伍感到羞愧,没有理由庆祝。我选择在深夜清理办公室,只和我最亲密的朋友说再见。2010年,正式退出县警队伍。
  局长向我颁发了杰出服务奖章和退休证书,并转达了地区检察官史蒂夫·库利、美国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等给我的祝贺信。命案组中尉还发给我一张命案调查纪念金卡,金卡是送给那些曾经担任命案侦探五年以上的警察的。
  我有一个伟大的职业生涯,与优秀的团队完成了我的理想。我也很幸运,娶了一个与我共度余生的妻子莱斯莉,一个最有耐心、最无私的女人,我们养育了两个漂亮的女儿。
  现今我从事私人侦探的事务,快乐且忙碌着。(全文完)■
  
  【作者简介】丹尼·史密斯,洛杉矶县县警,现住爱达荷州,担任私人侦探。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曾经发表过迪基·弗洛伊德系列侦探小说、里奇·法里斯系列侦探小说,是爱达荷州作家协会会员。
  
  【译者简介】刘长煌,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公安局教育训练大队长,曾作为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赴利比里亚、东帝汶等国三次维和,先后三次获得联合国和平勋章,全国公安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冯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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