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长煌

　　一、“沉默的蓝墙”简述

　　2016年7月6日21时，美国明尼苏达州警察罗尼莫·亚内斯和同事约瑟夫·卡瑟在猎鹰高地巡逻，拦停了开车的黑人男子菲兰多·卡斯蒂尔，两名警察靠上去，其中亚内斯站在驾驶员一侧，卡瑟站在乘客一侧。亚内斯与司机卡斯蒂尔交流7秒钟后，连开7枪，其中5枪击中卡斯蒂尔，导致后者当场死亡。
　　地区检察官以二级谋杀罪起诉亚内斯，而亚内斯辩解说卡斯蒂尔口袋里有枪，而且正在掏枪，他属于正当防卫，是合法开枪。
　　陪审团反复观看当时停泊在正后方的警车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看清了拦车和枪击的经过，但是该视频只显示了车外的画面，没有显示车里面发生的情况。
　　警察卡瑟站在乘客一侧，他应该看清了车内发生的全部经过，但是他遵从“沉默的蓝墙”守则，拒绝陈述不利于同事亚内斯的证词。
　　2017年6月16日，陪审团以10∶2的投票结果裁定警察亚内斯无罪释放，陪审团中仅有的两名黑人陪审员投了反对票。裁决结果公布后，引发了强烈的抗议，很多市民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在该案中，“沉默的蓝墙”成为热点，人们议论纷纷。
　　沉默的蓝墙，也叫“蓝色守则”（Blue Code），是指警察之间的非正式沉默守则，即不报告警察同事的错误行为、不当行为或罪行，包括警察暴行。在正式调查过程中，如果涉及同事的不利证词时，被询问警察会保持沉默，拒绝作证。
　　蓝色在此特指警察，在历史传统中，警服的颜色大都为蓝色。这是因为蓝色在晚上难于识别，易于警察办案；在潜意识中，蓝色可以唤起舒适感和安全感；再者，蓝色易于清洁和保养，不显脏。

　　二、“沉默的蓝墙”之争

　　所谓“沉默的蓝墙”，说穿了就是阻止警察检举同行非法行为的潜规则。在这一规则的作用下，警察同行会强化“团体凝聚力”，排挤背叛者。
　　在美国，警察文化的主流是以独立、团结、猜疑和保守为特征，时常构建遭受“象征性袭击”的画面。对同伴的忠诚是警务文化的一个关键特征，不举报那些违反规则的同事是警营共识。这种团结和信赖是一套不成文的文化规则。
　　“沉默的蓝墙”引起了激烈的争议，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
　　巴尔的摩市前警官、现在是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助理教授的彼得·莫斯科斯说：“每个职业都有压力，但不能因为有压力就出卖你的同事。警察这一行更是与众不同，因为你的同事在关键时刻会救你的命，所以，‘沉默的蓝墙’有其合理性。”
　　与其相反，反对者认为“沉默的蓝墙”的存在大大降低了警察腐败罪行暴露的概率，有时甚至“警警相护”，不讲法律原则，这比腐败本身更加让人讨厌。
　　1991年，为了调查当年3月份发生的洛杉矶警察局4名警察殴打黑人罗德尼·金的事件，成立了克里斯托弗委员会。因为涉案警察一直在遵循“蓝色守则”，互相保护，声称殴打是合法的，导致无法定罪，直到录像公布后，才知道是警察集体编造了谎言，作了伪证。所以，克里斯托弗委员会称“蓝色守则”是腐败，是徇私枉法。
　　但是，与其相反的论断是：“如果一个警察出卖了同事，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就毁了，他将被贴上‘老鼠’的标签。”
　　1998年，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五个执法机构的42名警察，罪名是共谋贪赃毒品可卡因。在提交给美国国会议员查尔斯·兰格尔的调查报告中说，起先警察遵循“沉默的蓝墙”守则，订立攻守同盟，外界很难知情。联邦调查局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手段才获取证据，破获了这个毒品贪赃团伙。
　　“沉默守则”在加拿大也普遍存在。2013年，安大略省监察员出具了一份有关“警察沉默守则”的调查报告，反映安大略省惩戒机构普遍存在“沉默守则”现象。与警务部门一样，在惩教服务领域，个人安全和保障往往有赖于同事的支持和配合，因此，为保护同事而保持沉默甚至撒谎的做法是普遍存在的。
　　报告指出，违反沉默守则的个人被当作“叛徒”，遭到同事的排斥，并在下班期间受到骚扰和报复。据调查，报复类型包括得不到狱警同事的支援、车辆被毁、被电话威胁等。
　　沉默守则在过度使用武力的现象中比较突出，包括管理人员在内的惩教工作人员相互串通、销毁和伪造记录，掩盖不当行为等。
　　2009年至2013年的五年间，在芝加哥，有不少于 300 名警察犯有贩毒、殴打平民、销毁证据、保护暴徒、盗窃和谋杀等罪行。近年来，芝加哥有 90 多起警察涉及职务犯罪而被定罪。
　　犯罪学家约翰·哈格多恩教授说：“令人尴尬的是，大量警察侵犯公民权利、从事腐败和犯罪，同时逃避侦查、逃避纪律处分多年，究其原因是警察文化中的‘蓝色沉默’促成的。在这种文化中，警察拒绝报告同事的犯罪和不当行为是普遍共识。”
　　政治学教授迪克·辛普森说：“沉默的蓝墙滋长了警察腐败，破坏了公众对执法的信任，而且与警察腐败有关的起诉、诉讼、辩护及和解中，花费了纳税人数百万美元，严重阻碍了警营的发展。”
　　美国国家伦理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thics）对“沉默的蓝墙”守则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广泛的研究。2019年2月至2020年6月，研究所对42个不同州的3714名现役警察和警察学院学员进行了抽样调查。
　　首先对16个州的25所警院1016名学员进行了保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为：
　　1.79%的人说“沉默的蓝墙”是实际存在的，在全国范围内很普遍；
　　2.52%的受访者表示，沉默守则的存在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困扰；
　　3.24%的人说，当公民使用武力对抗警察时，沉默的守则有其合理性；
　　4.46%的人说他们不会告发那些在值班时与别人发生性关系的同事；
　　5.23%的人说他们不会告发那些在下班后抽大麻的同事。
　　伦理研究所还对21个州的2698名现役警察进行了机密问卷调查，有1116人按要求填写了表格，回复率为41.4%，另有41名警察进行了秘密当面访谈。调查结果显示，46%（532）的人表示不会报告同事的不当行为；“沉默的蓝墙”出现最多的是在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案例之中。
　　综合调查结果发现，“沉默的蓝墙”现象在警营中非常流行，已经阻碍了警营的发展和改革。

　　三、“沉默的蓝墙”应对

　　由刑事司法委员会召集的特别工作组呼吁执法管理人员采取对策，对“沉默的蓝墙”进行干预，强制检举报告那些不当行为，并列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1.制定警察培训国家标准；
　　2.建立警察不当行为登记册，供所有警察机构查阅，影响其就业和升职；
　　3.推广“创伤知情”警务，让新老警察看见并承认“沉默的蓝墙”带来的创伤以及对警察个体的影响，从而唤醒他们的正义感，进而推动法制完善，让默默承受痛苦的人能得到系统性的支持和关照，重新找回自主权、安全感和自我赋权的能力；
　　4.广泛收集数据，提高透明度；
　　5.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提高执法记录仪的普及率，提升警务执法的科技含量。
　　执法记录仪是应对“沉默的蓝墙”最直接的工具之一，有很多这样的案例。2015年7月19日，辛辛那提大学警察雷·腾鑫被控犯有故意杀人罪，因为他开枪将一名手无寸铁的汽车司机杀死。7月30日，法庭召开听证会。
　　在这起案件中，白人警察腾鑫供述，黑人司机塞缪尔·杜博斯开着一辆无牌汽车，被拦后一直处于运行状态，轮胎保持滚动，致使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于是将司机塞缪尔击毙。
　　另外两名在场的警察证实了他的说法，并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出具了一份报告，称腾鑫的身上有轻微的擦痕，确实面临着生命危险。这是典型的“沉默的蓝墙”现象。
　　按照这个说法，腾鑫极有可能被判无罪。但是，地区检察官查看了三个警察的执法记录仪，发现塞缪尔虽然启动了汽车，但一直是在非常慢速地滚动，这时腾鑫一边后退一边开了一枪，接着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导致他的衬衫和裤子上出现了一些擦痕。整个过程双方没有任何对抗，根本没有威胁到警察的生命安全。
　　2016年5月23日，辛辛那提大学和塞缪尔家属达成和解，赔偿430万美元。
　　2017年6月23日，陪审团没能就腾鑫的罪行作出裁决，为无效审判。
　　2018年3月23日，腾鑫状告辛辛那提大学不当解雇他的职位，获得35万美元的赔偿。
　　目前，该案依然在审理之中。该案的关键是因为有了执法记录仪的视频，打破了“沉默的蓝墙”。
　　以上提到的措施以及专家组的一整套报告，有助于警营文化朝着公平、高效和公正的方向发展。如果能够得到落实，对“沉默的蓝墙”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特别工作组认为，尽管许多机构已经采用了新的培训制度，完善问责机制，但执法部门总体上还是反应迟缓。
　　特别工作组执行主任南希·拉维涅说：“乔治·弗洛伊德去世近一年后，仍有很多人被警察暴力致死和伤害，所以说应对措施充其量只能算是零碎的。”
　　特别工作组成立于2020年11月，由来自全美各地的11名民权、执法和社区领导人组成，他们详细分析了300多份调研报告，然后提出了20多项措施来禁止警察暴力，杜绝警察相互遮瞒、严惩警察作伪证等现象，并列出了禁止掐脖子、禁止未经告知直接搜查、加大警察培训、增强政府及平民监督、合理使用豁免权等具体做法。
　　2020年5月25日，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德雷克·肖万跪杀黑人弗洛伊德，引发多国暴力游行。在审理肖万的过程中，明尼阿波利斯警察“集体倒戈”，纷纷作证指控肖万，打破“蓝墙守则”。
　　肖万的前任主管、现任警长理查德·齐默尔曼中尉为检方作证，称肖万的行为“完全没有必要”。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长梅迪亚·阿拉东多为检方作证，指控肖万“绝对”违反了警局的规定。
　　在该案上，“蓝墙”正在倒塌，对美国传统警察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再次把“沉默的蓝墙”带到了风口浪尖。■
　　
　　(责任编辑：冯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