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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美国种族歧视之殇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US Under COVID-19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21/7/26 10: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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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胡宗山  童宇
  
  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大流行,由于美国政府应对失当,防治不力,美国的新冠病毒确诊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高居世界第一。截至2021年4月18日,美国境内确诊病例超过3200万,累计死亡病例突破58万,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新冠疫情造成经济衰退、失业加剧,极大地激化了美国社会的固有顽疾——种族矛盾,加剧了美国的族裔歧视,暴露出美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产业失调、政治极化等深层次与结构性问题。
  据美国执法部门报告,2019年由单一偏见引起的8302起仇恨犯罪案件中,57.6%涉及族裔身份,其中48.4%针对非裔美国人。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在总体仇恨犯罪率下降了7 %的情况下,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激增近150 %。与此同时,白人至上主义与极端主义宣传激增。2017年至2019年间,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的数量增长了55%。2020年,涉及种族主义宣传的事件5125次,几乎是2019年的两倍。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种族矛盾会再次爆发呢?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有哪些呢?

   “白人至上主义”的历史根源

  “白人至上,余皆劣种”的理念深深根植于美国历史之中。早在殖民时期,欧洲殖民者为了获得土地,开始对土著印第安人实行系统性、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致使印第安人人口从15世纪末的约500万缩减至20世纪初的约25万。欧洲殖民者还依靠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获得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在1525年至1866年间,共有1250万人从非洲被绑架,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送往美洲。在两个月的艰难旅程中,只有约1070万人幸存下来,而奴隶主则从中榨取了超过14万亿美元的劳动价值。法律实际上默许了白人对黑人的罪行。例如,1850年的《逃亡奴隶法案》允许南方奴隶主到北方自由州追捕逃亡的奴隶。奴隶一旦被俘,可能遭受酷刑、残害,而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果。
  美国奴隶制随着林肯废奴宣言和南北战争而终结。1865年12月6日,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批准通过,黑奴贸易和奴隶制在法理上被完全废止。但是,种族剥削和歧视仍在毒害和折磨非洲及其他种族的后裔。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政府通过颁布“黑人法典”和“吉姆·克劳法”对有色人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其主要内容有剥夺黑人的政治权利、禁止黑人集会、黑人无占有土地的权利、禁止黑人与白人通婚、逮捕“流浪”黑人等。与建国前期物理意义上的“敲骨吸髓”不同,这一时期的种族主义是一种明面上的制度剥削。
  19世纪中叶之后,亚洲人开始大规模移民美国,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种种排华、排亚运动。在当地政客的宣传和媒体渲染下,亚裔被污名为“黄祸”,成为种族威胁、经济威胁、疾病威胁的代名词。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开始了禁止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华人被禁止拥有房产、与白人通婚、妻儿移民美国、在政府任职、选举等。1924年,美国又通过了有“排亚法案”之称的《移民法》,规定不允许亚裔移民美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美国民权运动高涨,延续近百年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破产。美国国会通过的《1964年民权法案》与《1965年投票权法案》重新定义种族歧视为非法行为,在制度上剥离了显性的种族主义行为。自此以后,美国进入“后种族时代”,种族主义变为一种隐性的、不成文的社会规范或意识形态。

  “财富鸿沟”之上的社会不公

  民权运动结束的50年后,美国社会的人口结构已然发生显著变化。来自亚非拉等区域的移民不断涌入,使得亚裔、非裔、拉丁裔等少数族群在美国总体人口中的占比越来越高。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0年至2019年,美国白人数量出现该国有史以来的首次减少,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降至60.1%,而少数族裔占了全国人口的全部增长,其中拉丁裔和亚裔美国人的增长比例最为明显,分别达到18.5%和近6%。其中,年轻人口多样性更为明显。2019年,美国16岁以下人口中少数族裔人数已超过白人,拉美裔、西班牙裔和黑人居民合计占人口的近40%。按照这一趋势,到21世纪中叶,美国或将成为“少数族裔占多数”(majority minority)的国家。
  与“自上而下”的多元化背向而行的是族裔间不断扩大的“财富鸿沟”。2020年黑人和白人间的财富差距和50年前一样巨大。家庭财富方面,根据美联储的数据,2019年白人家庭资产中值为18.91万美元,是黑人家庭2.41万美元的7倍多,是拉丁裔家庭3.60万美元的5倍多,是其他少数族裔家庭7.45万美元的2倍多。个人收入方面,2018年美国财富500 强企业的CEO中,只有4名黑人和10名拉丁裔人,不到总数的3%。相比之下,这些少数族裔占到美国工人人数的44.1%。截至2020年最后一个季度,白人工人收入中值比黑人工人多27%,比拉丁裔工人收入中值高36%左右。
  财富鸿沟之上的是教育、司法、就业、公共政策等各个方面的不公。尤其在教育资源方面,美国每年仅有三分之一的非裔大学生毕业,比例是白人的一半,而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美国常春藤名校新生中非裔占比仅为8%。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一直被认为是进入中产阶级的门票。在执法和司法方面,白人警察执法时对黑人“族类归因”,黑人犯罪往往比白人犯罪受更重的处罚,对白人警察的审判结果通常是无罪或不予起诉。在职业机会方面,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89年到2015年的26年里,白人申请者得到的面试机会,超过非裔美国人36%,比西班牙裔多24%。在公共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对有色人种的歧视由来已久。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高昂的医疗和医保费用迫使大批少数族裔放弃治疗。凯撒家庭基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4月6日,美国41个州中,28%的白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而拉丁裔中只有16%,非裔则为17%。
  如此种种,它们在代际之间遗传,而多种形式的种族歧视又造成了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

  “产业空心化”与结构性失业

  如果说“财富鸿沟”反映的是美国上层阶级财富的过度集中问题,那“产业空心化”无异于是对中下阶层的釜底抽薪。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浪潮的刺激下,美国工业资本大量转移到利润更高的行业,国内中低端制造业则迁至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经济经历了“产业空心化”的过程,制造业从20世纪50年代的50%下降至当前约30%,GDP的 80%以上依赖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产业空心化”的直接影响是劳工失业与城市衰落。美国制造业工人从20世纪50年代的约30%下降到目前的10%以下,以制造业为经济支柱的 “锈带”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的54%下降至目前的30%以下。而这其中不乏跨越阶级的非裔、拉丁裔人口,还有大量的失业白人。同时,美国大都市逐渐巴尔干化,人口流失严重。以巴尔的摩为例,其人口从1950年的近100万下降到2019年的60.9万多。财政紧缩使得地方政府对内城顽固的贫困无能为力,少数族裔社区成为美国城市的“破窗”,火灾、疾病、犯罪活动猖獗,警民矛盾加剧。2020年5月25日,46岁的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街头遭警察跪压颈部9分29秒死亡。2021年4月20日,美国弗洛伊德案被告德雷克·肖万被判三项罪名成立。然而,就在判决宣布前不到半小时,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发生警察枪杀一名非洲裔女孩事件。
  “产业空心化”带来的还有薪资停滞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普通民众收入停滞不前,进入2000年后甚至转向下滑。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在不断萎缩,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迎来终结。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不管是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家庭收入来看,中产阶级已不再是美国社会的“大多数”。截至2015年,美国低收入与高收入阶层人口合计为1.213亿,超过了1.208亿的中产阶级人口规模。此外,美国中产阶级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的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研究显示,1983年时高收入阶层家庭财富是中产阶级家庭财富的3倍,到2013年这一差距已扩大至7倍。
  1965年移民法改革后,大量亚裔移民进入美国,其人口从20世纪不足100万,增加到现在的2100万,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族裔。亚裔移民开始卷入原有的种族对立之中。来自亚裔的个体、小企业主在城市社区中大量兴起,它们更注重教育且竞争力更强,取得了较为有利的文化地位与经济成就,而多数黑人依然深陷结构性失业的泥沼之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白人作为“仲裁者”,通过对亚裔成功经验的相对赞许和亚裔“模范少数”的标签锁死,来规训非裔、拉丁裔以及处在阶级滑落中的白人劳工,意图实现对整个中下阶层的控制。其结果是,阶级矛盾很快被转嫁到对亚洲新移民的仇恨之中,亚裔成为广大弱势族群相对剥夺感的主要泄愤目标。1992年洛杉矶大暴动,一场由于白人警察暴力殴打黑人引发的种族动乱,却将大量的韩裔移民卷入其中。动乱持续的四天里,总共有53人死亡,约2000人受伤,超过万人被捕,直接经济损失达10亿美元。其中,韩裔街区有2000多家商铺受到了特别严重的冲击和损毁,承受了一半以上的损失。
  政治极化与治理能力弱化

  劳工阶层的分化与中产阶级的萎缩,使得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现象日趋严重。自由派和保守派、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差异日益扩大,政治裂痕开始凌驾于其他议题和共性之上,并蔓延至政治领域以外的社会关系。
  在选举政治中,“一党州”数量持续增加,“摇摆州”数量持续减少,两党基本盘板结固化,政党竞选更像“地图上的战争”,这使得选民重组变得愈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输家通常质疑获胜者的执政合法性,公民对政治越来越愤世嫉俗,弥合分歧的软性力量在争端时期失去话语权。2021年1月8日,特朗普的部分激进支持者,不顾大选结果,冲击国会山,试图反转大选,致四人死亡及多人受伤,沦为美式民主的一场政治闹剧。
  在政治治理中,政党是越来越去能力化的,依靠话语之辩而不是政策之争,在诸多重大公共事项上便可蒙混过关,民粹主义话语成为政客必要的政治工具。2016年,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高强度使用“白人优先”的种族主义语言,借助民粹主义政治回应“产业空心化”中失意的白人群体,成功保持了高支持率,间接使得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多,族裔政治成为美国政府治理无能、抗疫不力的“万金油”。
  长期来看,美国政治的极化还会不断自我巩固和强化,使国家陷入螺旋式的愤怒和分裂之中。一方面,政治极化削弱了公民对民主规范的尊重,腐蚀了基本的立法程序,破坏了司法的无党派性质,助长了公众对政党和公共机构的不满。政治分歧也造成了群体之间相互不信任。政治纷争与公共治理的停摆,使得政治沦为一种“与我无关”的权力游戏。另一方面,不同阶级、族裔之间的对立也成了极化政治的养料。在这个过程中,事实、道德和真理越来越失去分量,越来越多的人只信守自己集团的信息,“多元文化”的价值崩塌,极端主义兴起。
  回顾美国历史,美国种族问题一直以一种有关种族、肤色、血统或民族的他者偏见来伪装自己,其背后隐藏的是阶层分化与资源分配之争。主导族裔(白人)将人们分割成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而加以区别对待,受到歧视的人因此陷入被奴役、交易、拒绝分享资源的困境。反观今日,新冠疫情的“余烬”仍在燃烧,愈演愈烈的种族冲突与仇恨犯罪,仍是美国社会难以化解的阶级矛盾与积怨。
  (胡宗山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国际政治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暨副秘书长。童宇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张敏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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