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家庭暴力法》与警察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简称《反家庭暴力法》），并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反家庭暴力法》第２条明确指出：“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反家庭暴力是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在《反家庭暴力法》中，从出警、制止、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出具告诫书、协助法院执行人身安全保护令等多方面都涉及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的具体职责都要由警察依法履行。简言之，随着《反家庭暴力法》的颁布实施，警察特别是基层民警又多了一项工作任务。“清官难断家务事”“警察不会管打老婆的事”之说已成过去，在基层一些相关的实务性工作也已经开始。

　　二、家庭与家庭暴力

　　由于家庭的独特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中外先贤都对其有过关注，如柏拉图的“非他性的婚姻集团”、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基本形式”，而孔子则从社会等级制度，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国一体论；进入近20世纪后，中外社会学者对家庭都有过研究和讨论。由于不同国家或民族语言中对“ 家庭”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对家庭的认知也仁智各异。事实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或家庭是社会集团的缩影之通俗说在非专业界已形成广泛共识。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幸福的家庭港湾也越来越多，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家庭人员关系疏离、家庭人员冲突、遗弃老人等家庭裂变现象也逐步增多起来。全国妇联的相关统计展示了现实残酷的一面，我国2.7亿家庭中，24.7％存在家庭暴力，其中90％ 的受害者为妇女、儿童和老人，家庭暴力受害者平均遭受35次家庭暴力后才选择报警。在我国每年15.7万名妇女自杀者中，有6％是因为家庭暴力。而家庭暴力一定会引发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2016年3月，徐某实在无法忍受丈夫涂某二十多年的打骂，半夜用铁锤将涂某杀死。由此，家庭暴力不再仅仅是家庭私密空间中家丑不可外扬的个人行为，家庭暴力不再是家务事，它需要用国家法律意志、用国家公权予以干涉。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三、影响警察执法的风险因素分析

　　在讨论警察在处置家庭暴力中面临的职业风险时，应具备两个认识：其一，家庭施暴者是“家庭里最危险的人”。因为他们易情绪失控，而且又极度自私，这种失控和自私不仅会祸及家人还会殃及无辜。其二，长期的家庭暴力行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 家庭恐怖”。一些性格有缺陷的施暴者都有严重的权力欲望，选择用暴力来让家人臣服于自己。在这种恶魔心态的驱使下， 他们常常轻易地选择和使用暴力。而在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也会复制父母的家庭暴力模式。 这种代际传承的暴力是他们难以摆脱的心魔。
　　从现有资料看，警察在处置家庭暴力中面临着职业风险， 美国似乎可作我们观察的重要样本。美国警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应付因家庭暴力打来的电话上，所有警察受伤的40％和死亡的20％是被卷入家庭纠纷的结果。
　　从我国国情出发，警察在执行《反家庭暴力法》时可能遇到的职业风险大体由以下几种因素所致：
　　1.时空因素。我国家庭住房面积一般都不大，空间相对狭小，警察出警遇到突袭时周旋、躲闪难度较大，易遭伤害；如果是夜间出警，及时发现危险的可能性也会自然下降，难以有效防范。
　　2.工具因素。在家庭中许多生活、生产工具都可以成为袭击他人的可用之物，如菜刀、斧头、剪刀、扁担、锄头等。这些工具摆放在家庭的不同位置，需要时房主人可极为轻易地取之用之，这种情况在农村更为普遍。
　　3.楼层因素。在接处警时，对于住房楼层相对较高的家庭暴力案件，如有不慎，或当事人一方受到较大的心理刺激，极易发生跳楼自杀事件。而假若这类事件发生，出警民警必然要接受调查，面临组织问责或者依法追究的风险，而且此类事件现场由于受空间限制和家庭“丑闻”限制，无关人员在场的可能性较低，如果警察没有携带或有效使用执法记录仪，那么面临的诉讼风险则更大。
　　4.酒毒因素。由于酒和毒的负面因素作用，民警出警遇到此类人时的人身安全风险也会更大。
　　5.次生后果因素。民警在出警后，如果施暴者愈加失去理智，不仅可能会伤害警察，现场的家族其他成员的人身安全风险也会增大，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这种后果一旦发生，民警也同样难辞其咎。
　　6.心理因素。由于施暴者的心理扭曲和病态状况出现的异常行为，一旦转移到身临现场的警察身上，警察的安全危险也就自然容易出现。
　　
　　……
　　（摘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16.5   周煜川 周忠伟 文）
　　……
　　详见本刊2017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