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没有计划的私奔。一个小包，从家里偷出来的4000元钱，是张旭同所有的财产。
　　他不敢带手机，他怕亲戚找过来，再一次把他送进网戒中心的“13号室”。
　　在路边摊吃饭的时候他要找有遮挡的，公共场所要找门口位置或者方便逃跑的，偶尔见到山东车牌的车子特别是临沂的，哪怕绕两条街都要躲着走。
　　出发前，张旭同在夜市买了一把20厘米左右长的刀具，别在腰里。他决定万一被抓，就用它先了结了自己。
　　可这把刀直到最后也没派上用场，哪怕只是削个水果。

　　一

　　从2006年至今，超过6000人在“四院”接受过治疗。
　　2009年，卫生部一纸禁令，叫停了电休克治疗仪在网瘾治疗的使用。网戒中心把“电休克治疗”改为“低频脉冲电子治疗”。
　　 但七年过去了，仍有人被源源不断送到这里，成为网戒中心的“病人”。
　　对很多人来说，“四院”是一个忌讳的名词。他们更愿意用“那儿”来替代山东省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络成瘾戒治中心。
　　张旭同第一次进“四院”是2007年，当时那里还没那么大争议。他在通宵打游戏时，能看到网上有人喊“小心你被电”之类的。不久以后，他真的被电了。
　　父母找了几个亲戚强行把他从在网吧带了出来。16岁的张旭同很平静，一脸“要杀要剐随便你，反正我还会跑出来”的表情。
　　他很听话地跟着走，到了“四院”下车一看，心中想着“就这样？不过如此”。
　　网戒中心“电击”治疗的房间门牌为13室。在这间屋子里，有个穿白大褂的人对他说：“来，我们做个检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网瘾。”说罢，八个盟友用力按着他的身体，给他嘴里塞进了牙套。
　　一阵“滴滴滴滴”声之后，有人拿着两个白色小棒，从他的眉心往两边太阳穴上滑。瞬间，张旭同看到眼前一道白光，类似于闪电，贯穿脑袋左右，犹如两个小锤用力敲击着太阳穴。
　　他想挣扎却动不了，只能张口大骂。可“他妈的”最后一个音节还没说出口，第二轮“闪电”又一次来袭。第三次，第四次……
　　一个声音问道：“还骂吗？”
　　“不骂了。”
　　“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吗？”
　　“不知道。”
　　张旭同眼前的闪电又开始交织。他只能意识到自己发出了“呜呜呜”的声音。
　　“我不听话……”
　　“等会儿出去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说吗？”
　　“知道，我好好说。”
　　“好。让他起来吧。”
　　盟友松开手，张旭同下床的时候直接跪在了地上。后来他才知道穿白大褂的人正是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
　　他至今无法用语言说清那种感觉，“那种对人心理的把控，让人确实感受到你是真的错了，电击会让你真正心服口服。就像小说《1984》，你想什么，老大哥都知道。”
　　出门见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着他们哭了好久，就像“孩子本能那种饿了想吃奶，想找妈妈”。
　　母亲也抱着他哭，那种“喜极而泣，我儿子好像回来了”的感觉。
　　相比于张旭同的激烈入院，比他晚几个月到的江一帆显得平静得多。辍学打了两年游戏，厌倦每天“杀杀杀”后，江一帆主动向父亲提出要治疗“网瘾”。于是，父亲把他带到了“四院”。
　　入院时接待他的正是张旭同，在江一帆印象里这个高高瘦瘦、表情严肃的班委是个狠角色，“给人一种压迫感，睚眦必报”。

　　二

　　 江一帆回忆，到“四院”的第二天，他被人给举报了。
　　入院电击后，体重只有100斤的江一帆头晕眼花，只能在病房里休息。母亲觉得闷就去外头转了转。谁知道独自在病房里的江一帆因此违反了“不能独处一个小时”的规定，又一次接受了电击治疗。
　　电击治疗在这里被称为“点现钱”。直接被“点现钱”的行为共有86条，比如 “忽悠家长想回家”“吃巧克力”“空腹吃药”“上厕所锁门”等，抽象的如“严重心态问题”“执行力不足”“挑战杨叔模式”“在点评课上带有不接受情绪”等。
　　“每一次电击，需要交治疗费200元。”第一次在“四院”治疗，江一帆就交了两千多元。
　　平时，孩子们互称为盟友。盟友中选出班委，负责管理盟友；每个孩子都有家长陪同，再从中选出一些家长作为家长委员会，监督家长和盟友。
　　举报他人在这里是被鼓励的。任何人都能向家委或班委会报告他人的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以画圈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盟友每满五个圈就需要被电击一次。
　　最开始的日子，江一帆重复着死板的生活：上午上点评课进行思想教育；下午军训；晚上写日记，记录一天感想。
　　他以为只要“少说”，就能安然度过这几个月的治疗，不过后来他发现这个想法太“幼稚”。
　　有一次，学习委员问江一帆，为什么日记里把自己写得那么“积极”，而点评课举手发言却不积极呢？江一帆说：“没有不积极，只是我偏内向。”
　　结果这件事情成为点评课上讨论的焦点，主题就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课后江一帆被送去了“13号室”，接受电击。
　　有时候意想不到就踩了“雷”：有位女盟友甚至只是因为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就被认定为有“出逃嫌疑”而遭受电击。
　　江一帆发现，这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即使是亲生父母”。
　　在“四院”，吃完药后，江一帆起初只是觉得非常平静，后来察觉到自己反应迟缓，做事总比别人慢半拍。
　　他的“冷淡”引来了母亲的不满，认为他在对父母使用“冷暴力”。江一帆辩驳了几句之后，母亲举报了他。被认定为“过于情绪化”后，他又接受了电击治疗。
　　被电次数多了，江一帆甚至能总结出不同的电流穿过大脑时的感觉。
　　“当电流为10毫安的时候，看到的是电视雪花点；当电流是20毫安的时候，看见的是一条黑白线；当电流是30毫安的时候，是一条更粗的黑白线。”
　　他还总结出“自保”的三条铁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讨好“掌握生杀大权”的班委和家长。
　　一次军训，一个盟友只因说了一句“我累了”，结果第二天就被班委举报，接受电击治疗。理由是“思想负面，不接受改造”。此后，这位盟友语言中所有的“累”字都换成了“不勤快”。
　　他还曾目睹过身为班委的张旭同，对一些看着不顺眼的盟友，立马施以50个俯卧撑的惩罚。

　　三

　　 如今，张旭同在一家稳定的事业单位上班。
　　谈起当年当班委的日子，张旭同一下子来了兴致，“有种特权阶级的感觉”。
　　 班委张旭同手中的权力不小，可以整治一些不太顺眼的盟友，甚至直接将对方送进“13号室”。
　　不仅如此，班委还享有更多自由，“就像县级干部一样，很多事情刷脸就可以。班委找个理由就能走出紧闭的大门。”张旭同说。
　　他批改盟友日记时，会仔细检查文字里有没有任何不良的思想苗头，如果日记中出现“被管教”三个字，他会以“不服从改造”为由送对方接受电击。
　　可能因为那届班委的行事过于张狂，不少盟友称他们是“黑委”。甚至有人提议要罢免班委。
　　不过，那些举手赞同罢免的盟友很多被送去电击治疗。
　　 张旭同说，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趴在床铺上写日记。由于床铺靠窗，他可以偷偷地看着窗外的街道和行人，幻想着出院之后也能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
　　如果运气好，他会成为“别动队”成员，出去放放风。“别动”二字就是“站着别动的意思”。队伍专门逮捕那些因为行为“走偏”、或需要第二次进“四院”的“再偏”盟友。
　　张旭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被派往山东泰安抓人。晚上9点，四五个人乘着一辆金杯救护车出发。第二天凌晨1点，车直接停在泰安的一家网吧门口。
　　张旭同在里头找到了那位“再偏”的盟友。这个人他认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当他看到我的那一刻，有点放松。”张旭同说，“不是那种信任的感觉，是那种‘我终于要被抓回去了’，就像法治栏目里常说的，另一只鞋落地了。”

　　四

　　如果不是因为爱情，张旭同应该不会以那么痛苦的方式结束他在“四院”的第一次治疗。
　　在那段日子里，张旭同觉得自己的支点就是爱情，是在“黑暗”中的最后一点微光。
　　一天黄昏，张旭同和副班长一起，偷偷来到网戒中心的电脑房，把电脑屏幕的光亮调到最低，打开女友的QQ空间，留下了一句话：“快出院了，等我。”
　　 可磨砂窗户透出的屏幕微光“出卖”了张旭同。他们被家委会的一名家长路过，抓了现行。
　　当晚8点多，很多盟友被叫进了“13号室”围观。江一帆就在现场。据江一帆回忆，晚上9点多，网戒中心负责人杨永信匆忙赶回医院来做治疗。
　　在接受治疗前，张旭同站在二楼的窗边，看见了楼下的母亲。天有点黑，他看不清楚她的脸，只听见她喊了一句至今都令他无比绝望的话。
　　“加大剂量，电死他！”
　　电击很快开始，张旭同不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甚至供出了班委做的其他“坏事”，以求减轻痛苦。几个班委在陆续接受电击治疗后，他们又反过来指认了张旭同在厕所里辱骂杨永信的事情。
　　 刚休息一会，他又被自己“出卖”过的盟友送上了黑色的电击床。
　　据江一帆回忆，当时十几平方米大的小屋里，空调开到16摄氏度，却依旧燥热。大家围着治疗床站着，最靠近床边的是新来的盟友。房间里没有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有人浑身哆嗦、有人瘫软、有人晕厥后被抬走。
　　空气中留下的是张旭同发出的“呜呜”声，以及仪器滴滴作响的声音。
　　后门被牢牢锁住，很多盟友能够减少恐惧的方法就是拼命地往后退。更多的人选择靠在了墙上。
　　 江一帆浑身是汗，他可以感受到周边人的重量。“如果换我的话，就想一下电死多好。”他向记者回忆，当时张旭同不停地抽搐，“眼珠子都要出来了”。
　　惩罚持续到了深夜，当晚张旭同在电击台上休克了。
　　等到张旭同再次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他在病房打着吊瓶，母亲就在旁边。他开始一直装睡，以逃避之后可能还要面对的治疗。可他还是被盟友发现后带走。
　　 两周后，在新一轮的选举里，张旭同获得了二十多票，再次当选为班委。
　　 江一帆至今忘不了当时张旭同的样子：“像一具被抽走灵魂的躯壳，面无表情，眼泪往下流，一个劲地说：‘我都这样了，大家为什么还要把票投给我？’”
　　 没多久，张旭同出院了。盟友间气氛有了变化。
　　 “电击的恐惧，告密的戒备，大家更加能‘装’，大家将自己封锁起来。” 多年以后，江一帆向记者回忆。
　　大部分人刚出院那会儿，都会跟“打了鸡血一样”，保持一段时间在“四院”的状态。
　　江一帆也不例外，他用尽全力让父母满意。
　　最开始他的英语只有40分，爸妈皱着眉头；江一帆努力冲到了60分，爸妈还是觉得太偏科。英语分数最终冲到了90分。他说，当时真正的动力来自于恐惧：害怕表现不好，有可能再次被父母送回“四院”。
　　尽管当时备考压力很大，每两周江一帆还是会玩两个小时的《梦幻西游》。在他辍学打游戏的那两年，这款游戏让他的月收入达到5000元。
　　他满心以为只要考上大学，就能逃离父母的管控，逃离被送回“四院”的恐惧。可事实证明，他错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 2016.8.24 兰天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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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刊201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