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刘丹一直在为一件事忙碌——作为一家设计咨询公司老板的她,需要为某投资公司寻找新的办公地。
这看上去并不是一件难度非常大的事,可供她挑选的地点有很多,其中还包括钓鱼台。“钓鱼台很有权力感,大门戒备森严,警卫就在你身边,让你觉得自己特别被重视……”她皱着眉说,“但是我更喜欢流动的工作氛围,钓鱼台原有的现代化办公设备已非常齐全,只需短暂装修即可入驻办公。”
显然,她有更宏伟的目标。她说,“我要找的是那种很中国的地方,我想告诉外国人我们中国人有你值得羡慕的工作方式,不是所有中国略有成就的人就全是土豪,全是傻帽儿。”
为了这个“很中国的地方”,刘丹看了“好多好多地方”,直到一个意料之外的选项突然出现——一位朋友向她推荐了霱(yù)公府,只不过在当时,这里还有另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北京中国会(以下简称“中国会”)。
“酷”
位于西绒线胡同51号的霱公府是一座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古建筑,曾是康熙皇帝第二十四子诚恪亲王后裔溥霱的府邸。
在公府旁经营着一家刀削面馆的吴老板对此并不知晓。
近二十年来,公府一直被私人会所中国会占用,往来的都是“神秘的”嘉宾会员,外人一律被挡在门外。吴老板有次夏天晚上遛弯,好奇地往大门里多瞟了几眼,保安马上质问他看什么,“你是会员吗?不是不让进,吃饭也不行。”
但刘丹对这里却一点也不陌生。
她小时候就住在距离西绒线胡同步行四分钟的新文化街。20世纪90年代初,公府附近开了北京第一家西式快餐厅义利快餐。刘丹的初恋请她在那里吃了两人关系中的重要一餐。刘丹只记得那时的公府门口立着好多电线杆子,上面挂着很多电线。
2000年,霱公府已经变成了中国会,彼时23岁的刘丹作为当年中国最年轻的时尚杂志主编,借着看香港设计师张天爱时装秀的机会,第一次走进这座古老的建筑。为了配合当日时装秀具有中国符号的主题,刘丹特地穿了一件设计师朋友为她量身定做的红色无袖无领旗袍,外套一件牛仔服。这样混搭的装束与当时的中国会非常相配。
“很黑”——这是刘丹进到院子里的第一感觉。“庭院的灯光是专门为晚上开的那种。我现在看里面挂的红灯笼觉得特别恶俗。但那个时候,那个晚上,那一整圈红灯笼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一位曾去过中国会的外国访客也在旅行点评网站“猫途鹰”上感叹:“到了晚上,这里的灯光简直有魔法!”大部分中国会的照片中都有灯笼出现。但区别于传统的大红灯笼,中国会的灯笼会发出一种暖而不刺目的橙光,与暗色的木质结构相互映衬,使现场升腾一种高贵神秘的气韵。
昏黄的灯光中,往来模特身着现代服装穿梭于古宅中的木栋间,这一切在当时的刘丹看来,相当“惊艳”。“其实那个时候就有酷这个概念,它(中国会时期的公府)有一些有点酷的东西,很难用语言说清楚,就是一种古建筑的力量。”刘丹说。
某种意义上,刘丹这一次想寻找的也是这种“酷”的感觉,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十多年前在德国参加某展览开幕式的一次“遭遇”令刘丹至今难忘。当时发布会现场有一位德国记者提议中国人不得入场观展,因为“他们都是来抄袭的”,展厅门口的图标是:一个相机和一个类似中国人的东方面孔,上面画着一个红叉。
“当时我很恼火,就站起来说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西方也向中国清代的设计、明代的桌椅、宋代的瓷器借鉴了很多,怎么换成中国人就叫抄袭?”
这次展览后,已从媒体转回老本行设计的刘丹发现,很多传统中国精致的生活细节已经被慢慢遗忘、丢弃。为了唤起当代人对传统的重视, 2006年,她和德国艺术家联手办了一个名为“中国人这样生活”的展览,此后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为背景,他们连续六年持续围绕当代中国人生活中新旧结合的主题办展。
这一次,当霱公府作为候选地中唯一一座古建突然出现时,刘丹不禁感叹道:“这种机会(使用古建)真的太少太难得了。”
“人脉王”
“我们在京城俱乐部和长安俱乐部的感觉跟这儿(中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对那些俱乐部还有点蔑视,觉得就是有钱人,”刘丹说,“但中国会的会员还是有文化的,邓永锵被封爵,他对艺术、技术是有敬畏之心的,他很努力地把东西做到极点。”
刘丹说起的这位邓永锵,正是中国会的创始人。
香港商人邓永锵常被港媒称作“人脉王”。他不仅成立了香港、北京、新加坡中国会,创办著名时装品牌上海滩,还和欧美政坛、商界、时尚圈的名人保持密切联系。包括撒切尔夫人,戴安娜王妃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据说都是他的朋友。
1982年,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开始,邓小平提出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一国两制。时年28岁的邓永锵刚从英国剑桥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后回到香港,像很多在香港、英国的人一样,他对中国大陆充满好奇: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到底什么样?
机会很快来了,中国内地的大学开始陆续招聘外籍教师,担任现代专业课的教师。去年,邓永锵在接受BBC采访时还回忆起1983年到1984年在北京大学任教一年的经历——在北大最初是教授西方哲学,作为第一位在北大任教的香港人,他当时的月薪约400元人民币,住在北大的专家楼里,这在当时算是很高的待遇。
但不久的大环境变故,让邓永锵只好改教英语。班上共有14名学生,都是中国“文革”后首批公费派往英国留学的博士生,而这批博士研究生学成之后,有的进入了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智囊班子。
借着改革开放、香港回归的大势,邓永锵长期往来于内地、香港、英国,逐步开启商人生涯。1995年,邓永锵与北京首旅集团合作正式创办北京天府俱乐部之北京中国会。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古建所所长崔建航曾在一本专为工程装修作的书《会所》中看到拍中国会室内的案例。今年春节后,崔所长在考察霱公府时终于有机会一睹真容。“在燕赵卫战国厅室里,那里的壁纸壁布很精美,都是手工绘制的,中间的一个鸟呀,鱼呀,是咱们传统的苏绣作品,非常漂亮!”
刘丹也提到了壁纸:“这些壁纸都是先贴一层在墙上,请工匠现场绘制壁画。现在,基本在全北京都见不到了。”这些中国符号情结也被她认为是中国会区别于其他会所的文化标志。
除了大手笔的装修费用,《中国会综合征》透露了很多关于“贵”的信息:在上世纪90年代的北京,中国会的入会价就高达约15万人民币,每年还要加1万元人民币年费。而中国会提供的,则是为会员的一切社交需求服务。
被问及入会价格是否过高时,邓永锵答曰:“还不够贵!”据悉,在中国会成立之初,会员名额限定在500人,且入会不是交钱填表那么简单,会员采取推荐制,如果没有人脉,土豪们连庙门都找不到。
盛宴
1996年9月21日凌晨,当北京城中大部分人还在梦乡中时,一支68人的“联合国”团浩浩荡荡挤入位于长安街南侧的西绒线胡同。地道的伦敦腔、夸张的加州美音、德语、粤语等闲聊声顺着人群中的酒气和各色香水味飘进狭窄的胡同。
天还没有亮,霱公府府邸门前的两盏大红灯笼将“北京中国会”五个金字照得耀眼。
他们的凌晨出动是为了赶在晚上400位香港客人之前抢先一睹中国会的真容。
据花名册显示,当时的人群中有出演《刺杀肯尼迪》的当红好莱坞巨星凯文·科斯特纳、在诺兰版《蝙蝠侠》系列中扮演管家的英国老戏骨迈克尔·凯恩爵士、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孙子国会议员丘吉尔,以及约克公爵夫人等各界名人。
当晚7点半,北京中国会正式开张。
“当时的北京完全找不到任何类似的盛宴!” Fionnuala McHugh女士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出席了开幕式,在20年后被问及当时的感受,她依然难掩激动:“北京中国会简直就是邓永锵的生动写照——一个多彩的中国,这对西方人来说太新鲜了。”
在四百多位来自香港、欧洲、美国的会员贵宾的注视下,霱公府打开大门。见过世面的欧洲王室政要、好莱坞明星们脸上的表情与赶来凑热闹的店小二们出奇地一致——张着大嘴,难以置信。装修一新的公府,宛如一座宫殿,赫然在眼前。
“您在等待的最重要的中国客人是谁?”记者问一身宽松白衣的邓永锵。
“我没有在等,” 邓永锵答道,“我就是他。”
现场响起不断的掌声。
据McHugh称,现场无一大陆人出席,唯一受邀的影星巩俐因故缺席。
开幕式结尾,邓永锵“饱含深情地”鼓励在座香港嘉宾积极修复北京城里的老建筑,北京将会提供那种“能吸引你们更多人回来的生活”。而在McHugh女士看来,比起这些,邓永锵此举更大的意义是:向当时中国两百多万个百万富翁们传授花钱的艺术。
“中国会的一切都是古董,只有人是新的”,这是在中国会会员中流传的名句。中国会作为京城四大会所之一叱咤江湖二十年,没有哪家会所能在来宾级别上与之比拟: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前美国国务卿鲍威尔……2001年张国荣也曾在此小住;在达沃斯全球青年领袖晚宴中,李开复在此和来自世界各地的150名青年探讨中国高考;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在此用餐时,还观看了“变脸”表演……若算上前身四川饭店时期,中国会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名人堂。
(摘自《看天下》 2016.12 陈光 文)
……
详见本刊2016年10期
编辑:警察文摘----石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