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对员额制很迷惑，看不到自己的成长路径，不知道怎么能入额，下一级法院的法官也不清楚怎么能晋升到上一级法院。他们无法作出清晰的职业规划，这影响了他们从事法官职业的信心。”
　　2016年3月13日下午，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委员们，针对当天上午发布的“两高”报告逐一发表自己的看法。
　　厦门海事法院院长、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夏先鹏对前来列席讨论的最高法、最高检工作人员抛出了上述意见。
　　“福建的一些法院招聘，像厦门大学法律系这样名校的毕业生，几乎不来参加考试，他们都去当律师了。有的法院里培养了七八年的人才，因为外面公司、律所的高薪聘请就走了。” 夏先鹏说。
　　今年年初，随着第三批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本轮司法体制改革已进入全面推进时期。
　　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于3月13日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2015年深化司法改革情况”被列为单独的一章。
　　报告指出，本轮司法体制改革已取得了不少成效，包括推行立案登记制，推进法官员额制以及司法责任制等方面，但与此同时，本轮司法改革还存在六个问题亟待解决，如案多人少、配套设施不够、人才流失等。
　　在司法改革全面推进的2016年，中央的各项政策怎样落地，成为摆在各级司法系统法院眼前的命题。
　　
　　员额制期待配套

　　这是一个面试的现场。长条桌的南面，坐着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八名委员，委员的左边分别是监督席、计分席、核分席，委员的右前方放置着全程记录的摄像机，镜头直直对准长条桌的另一侧。
　　“你更愿意专职做一名法官还是领导干部？”
　　“入额之后你将如何处理好办案与作为院领导之间的关系？”
　　“请介绍一件办案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015年12月中旬的山西太原，来自山西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市县的部分遴选对象，参加为期两天的山西省首批法官、检察官入额遴选陈述答辩考试。
　　问题并不复杂。但无论是见过大场面、从业多年的老法官，还是刚刚入行不久的助理审判员，都有些紧张。
　　一名法官回答道：“法官的职责更具荣耀感和责任感，二选一的话我更愿意做一名法官。”
　　2014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意见》提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设施，其中之一便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
　　按照中央要求，法官员额应当控制在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的39%以下，入额法官均要到一线进行审判工作。
　　山西省作为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之一，于2015年6月在本省1市8县（市区）正式推行试点工作。到当年年末，共有符合条件的264名法官报名参与遴选，包括法院院级领导、院内办案骨干以及资历尚浅的助理审判员。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文娅告诉记者，山西的入额法官遴选分五个步骤，分别是报名申请、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业绩考核、测评推荐。至2016年1月下旬，共有214名法官通过遴选，成为首批员额制法官。
　　福建省也是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之一。在公布了包括福州、厦门、南平市中院及基层法院在内的18个省内试点单位之后，福建也于2015年10月中下旬进行了法官入额考试。
　　报名参加入额考试，有一定的限定条件，包括学历、从事审判工作的年限等，满足基本条件才可以报名。
　　夏先鹏向记者介绍，笔试侧重于司法能力的考察。之后进行考核，结合每一位遴选对象的办案数量、改判发回案件数量、投诉情况等综合考虑。考核完毕后，将初步确定人选上报给福建省法官遴选委员会审查。
　　夏先鹏说，从中院的院领导到基层的法官都要参加笔试，概不例外。
　　福建省法官遴选委员会共有14名委员，其中专门委员七名，专家委员七名，包括资深法官、学者、律师以及人事部门的领导。委员会主任由资深法学专家担任。
　　以上两个省份，为首次法官入额遴选制定的员额比例均不足39%。福建的员额为35%左右，山西的员额则在30%左右。据前述两位副院长介绍，首次法官入额，不能把员额占满，要给之后入额的人留下空间，如年轻人、优秀律师等。首次遴选的百分比是按照各院编制分配的。比如，一个中院有100名中央政法编制人员，则该院入额法官人数不超过39人。
　　作为山西省高院分管业务的副院长，王文娅提出，在下一轮入额遴选时，省内应拥有更多的自主协调性，将员额向案件多的法院倾斜，综合经济发展水平和案件数量增长情况考虑。比如省会城市的法院案件较多，可多分配员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截至目前，上海、广东、海南、青海等18个试点省区市已完成10094名法官入额工作。
　　除了法官，各法院编制内还有另外两类人，即司法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
　　对这两类人均无进一步的工作性质阐释。“行政人员”较好理解，司法辅助人员则语义模糊。目前，各地的普遍做法是，将未入额的法官、助理法官等编入司法辅助人员序列，分担入额法官的工作。
　　王文娅认为，司法辅助人员是一个新名词，国家应先修法，给这类人群一个法律地位，规定他做什么、怎么做。比如，成为司法辅助人员的未入额法官，都曾是人大任命的职务法官，他们应该参与案件的其他工作，尤其是在立案率逐年上升的情况下。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汪利民告诉记者，他认为，司法辅助人员可以成为年轻人的“半步台阶”。过去，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进入法院，通常会被任命为书记员，之后成为助理审判员、审判员。改革后，年轻人未能入额的，会成为司法辅助人员，再根据各个法院的空缺情况参加遴选。
　　但是，由于司法辅助人员、行政人员没有明确的定义，有的年轻人看不清自己的成长路径，尤其是司法辅助人员和法官之间是否存在通道尚不清楚，他们觉得没有未来，因此选择离职，这种情况在一线城市出现得更多。
　　有些法院正在出现人员断层。在山西的一些贫困地区，工资低，案件多，压力大，不少法律专业毕业生都不愿意入职，40岁以下的法官比较少。
　　几位副院长均认为，必须明确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各自的职责范围，给年轻人指明一条上升通道。
　　另外，司法辅助人员除了未入额法官和年轻人之外，还包括了编制内的书记员及法警，而这两项编制也有缺口。政协委员汪利民的提案就与此有关。
　　按照司法体制改革的部署，入额法官与书记员的比例应在1∶1，但是目前各地编制内的书记员远远少于法官。
　　2015年内，安徽省内新增书记员一千多人。这些人或者通过劳务派遣公司，由政府购买服务；或者由政府出钱，法院出面聘用，但没有编制。聘用制书记员由于薪酬低，发展前景不明，人员流动性很大。
　　山西省也前后招录了几批书记员，并决定在2016年招聘1500名书记员。这次招聘由山西省人社厅牵头，法院参与，选择合格以后，和劳务派遣机构合作，聘用书记员。山西预期能入额的法官总数在3000人左右，但新招录名额和原有的书记员加起来，仍然无法达到这个数量。
　　汪利民认为，司法体制改革中，应给书记员做顶层设计。“要在法律上给他们地位，也要给他们建立完善的薪酬制度。”
　　据前期报道，司法体制改革中，各法院将推动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改革试点，实行法官等级与行政职级脱钩，建立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法官单独序列管理及工资制度。
　　最先做出工资制度改革试点的是上海。上海规定，全市试点法院、检察院进入员额内的法官、检察官收入暂按高于普通公务员43%的比例安排。
　　而在很多省份，这一项改革尚未启动。汪利民表示，有关法官的薪资问题，要看顶层设计，最高法院、财政部或者中央司改小组发布统一标准，下面才能有据可依。
　　山西省则在承载了80%案件的基层法院，做出了一些尝试。具体的做法是，县一级基层法院除了院长之外，可以保留三到四名三级高级法官和四级高级法官，也就是相当于行政的县处级。
　　“这是为了让优秀的法官明白，他不需要挤行政职务，当法官完全可以享受好的待遇。”王文娅告诉记者。
　　夏先鹏认为，法官的待遇保障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过程中，存在政策配套不够、解读不够以及分类指导不够等问题。”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10 徐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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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刊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