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广东“严打”斗争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广东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牵头，组织各级公、检、法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的一场全省性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这场“严打” 堪称严打斗争的经典，它不仅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且创造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那年，广东的社会治安“南北夹击，腹背受敌”

　　毗邻港澳的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经济飞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曾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是境内外犯罪分子觊觎之地，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的广东社会治安比起内地省份更加尖锐复杂，可谓是“南北夹击，腹背受敌”。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广东省每年刑事案件只为一两万宗，而到改革开放后第一年的1979年全省刑事案件已超过三万宗， 1981 年突破五万宗大关，为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刑事发案的最高峰。1983年严打前七个多月，全省发生重大案件一千五百多宗，其中特大案件82宗，比1982年同期上升36%。犯罪分子非常残忍，有的在公共场所和公共汽车上扒窃、抢劫、调戏侮辱妇女，谁敢出来仗义执言，就捅谁的刀子；有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有的专门强奸轮奸下夜班的女工和回学校上夜自修的女学生。
　　也许人们至今仍记得80年代初广东发生的几宗令人震惊的特大案件。比如，彭真同志多次提到的广州市“滨江路事件”（即“卜东昌”事件）、轰动全国的政法记者被杀案（即“安珂事件”）、专偷广交会外商的江洋大盗案、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罕见的绑票案、武警战士被杀害案。在这些案件中，尤以“滨江路事件”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政法记者安珂（1959～1983年）被杀事件，最为轰动。
　　安珂是广州市人，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1976年9月，安珂高中毕业下乡务农；1978年2月应征入伍，1979年2月参加对越作战，先后六次受到嘉奖，并荣立三等功一次，198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底，安珂复员被安排进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广东新闻”编辑组当政法记者。1983年3月8日18时，安珂和同学小何要到广州业余大学新闻班上课，为赶时间一起到长堤华光小食店进餐。一小偷趁安珂等不留意，偷了他的皮包，当安珂和小何发现后一起追出店外时，一名罪犯拔出牛角刀向小何猛刺过去。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安珂迅速冲到小何身前，赤手空拳向持刀歹徒扑去。这名歹徒在安珂勇猛的拳脚回击下，连连后退，但另三名凶犯却从后面和左右两侧蜂拥而上，安珂四面受敌，背部和肋下被刺伤多处。但他临危不惧，带伤搏斗，身中九刀，伤重力竭，仍怒视歹徒，艰难地靠在骑楼柱子上，顽强地不让自己倒下去。路过的三轮摩托车把他送到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抢救，但安珂终因伤重牺牲。
　　这个案件影响极坏，一时之间人人自危、提心吊胆、惶恐不安。
　　“滨江路事件”则是一伙青少年袭击警察的恶性事件。1980年1月22日晚11时，被告周××纠合劳××、李×等十多人，携带大刀、火药枪等凶器前往滨江路沙地直街，对和被告李××有私仇的冯××寻衅报复。打砸抢后逃离到滨江东路时，为滨江街公安派出所民警卜东昌察觉。卜喝令歹徒放下凶器。周××一伙无视警告，向卜射击、围攻，卜鸣枪警告无效，即开枪当场击毙歹徒三名。被告劳××发现卜的子弹用完，即煽动同伙用火药枪向卜射击和用大刀砍、砖块砸，使卜重伤倒地，劳抢走了卜的“五四”式手枪。被告一伙作案后，订立攻守同盟，策划偷渡外逃。侦破后，广州市检察院二处及时组织力量，提前介入公安机关预审，1月29日便向市法院起诉，法院判处劳××死刑，周××、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处李××等三人有期徒刑15年，判处李××有期徒刑十年。
　　除刑事案件高发外，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常常横行肆虐，无恶不作。广州市的“红花会”、“青龙帮” 、“南征”、“精武会”、“第二军团”和“小刀会”，深圳市的“忍帮”、“水龙帮”、“飞虎帮”、“IQ帮”，以及韶关、台山等市县的“斧头帮”、“湖滨派”等团伙模仿港澳黑社会，进行危害社会的各种犯罪活动。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境外不法人员也常常入境作案。这些人当中，有一部分是来到广东搞特务活动，有一部分是受海外反动教会派遣潜入进行宗教渗透、发展反动道徒，但更多的犯罪分子是入境进行凶杀、抢劫、盗窃、走私、贩运毒品假币，以及聚众赌博、卖淫嫖娼以及腐蚀、引诱、强迫青少年犯罪等犯罪活动。
　　当20世纪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时，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Honig）与贺萧（GailHershatter）发现：知青的回城为城市带来了“一个大量、大龄、单身、不满的群体”。1979年，全国城市积累的待业人口已经达到2000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点；1980年，中国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青返乡，就业压力再次骤增。小城市就业机会少，大城市人口总量大，都不好处理。广州市当时待业人员超过20万人，平均每2.5户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在街头混，庞大的待业队伍中，既有大龄的返城青年，也有非常年轻的新增待业人口。这部分处于躁动的年龄阶段的青年经济困难，思想苦闷，悲观失望，同时他们又受到改革开放之初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因此，有些青年无所事事，游荡在社会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败坏社会风气。
　　
　　（摘自《红广角》2012.8 陈雷刚 文）
　　
　　……
　　详见本刊2013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