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独立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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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26/6/4 9:49:49浏览次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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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佳葳
刚开完晨会，我在笔记本上用力写下：“2026年2月6日，第一次参与主调。”笔尖划过纸张，墨迹微微晕开，与我擂鼓般的心跳交叠。
师傅把车钥匙递给我，说：“这起砍树纠纷，两家心里还有些‘小疙瘩’。今天你再去一趟，看看能不能做到‘案结事了’。”我忐忑地接过车钥匙，开着警车缓缓驶远。后视镜里，师傅的身影越来越小。
车里突然安静得可怕。以往这时候，师傅会哼着那几句不成调的小曲，随口说着“等会儿你看我怎么做”。可今天，师傅没有在我身旁。
路上，我想起师傅调解过的一起宅基地纠纷，想起因赔偿问题与商家发生冲突的消费者，想起活动中心那盘没下完的棋……那些画面在脑子里翻涌。
到了现场，双方比想象中冷静。没有围观的村民，只有一地碎叶、一个只剩一根树枝的大树桩、两个沉默的身影。王大哥蹲在树桩旁抽烟，烟灰簌簌落在树根上。张大娘背对着我，肩膀微微塌着，像一株被霜打蔫的庄稼。
显然，昨天的调解还没有完全解开两家的心结。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执法记录仪，开始记录。第一次独立面对这样的场面，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沉稳些：“您们说说吧。”
王大哥把烟头摁进泥土里，说：“树太高了，落叶飘得到处都是，还时不时掉树枝，影响生活。”他顿了顿，“我找过他们家好几次。”
“你胡说！”张大娘突然激动起来，“我根本没接到过电话！”
我的手本能地摩挲着记录本边缘，心里想着如果是师傅，这时候会怎么做？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具体什么时间联系的？”
王大哥报出三个日期，我埋头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可接下来该问什么？换作师傅又会怎么问？
沉默在我们三人之间蔓延。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跟师傅出警，也是邻里纠纷，为的是两家之间的一道矮墙。师傅没急着问谁对谁错，而是蹲在墙根看了很久，然后说：“这墙基是你们两家一起打的吧？”就这一句话，让两个原本剑拔弩张的男人都愣住了。
树桩，我该看看树桩。
我蹲下来，年轮很密，靠中心的几圈几乎挨在一起，那是树年幼时长得慢。越往外越疏朗，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在靠近边缘的位置，有一圈颜色特别深，像受过伤又愈合了。
“这里，”我指着那圈深色年轮，“是怎么回事？”
两个人都愣住了。张大娘先蹲下来，手指悬在那圈年轮上：“多年前我家大儿子结婚，树上挂着彩带装饰，他爸老王帮忙用麻绳固定了半年。”
王大哥也凑过来：“对，那年我二十来岁，还帮忙扶过梯子。”
时间在那一刻有了温度。我继续看着年轮，一圈圈数下去，“看见”张大娘小儿子出生那年树长得特别快，“看见”两家人一起修枝、一起在大树旁田里种地的时光。这不是一棵树，是一本立在地上的乡情日记。
“落叶多，你可以说出来，我来修枝啊！”张大娘的声音还是急，但少了怒气，多了委屈。
考虑到现场调解可能再次引发争执，我决定将双方带回所里。在警车里，两人一左一右坐着，一路沉默。通过车内的后视镜，我看见张大娘一直望着窗外，王大哥则低头摆弄着手机。
回到所里，我给他们倒了热茶，安排在调解室分开坐下。师傅说过，新手最容易犯的错，就是话说得太多。我负责倾听，打开他们的情绪缺口。
在分开交谈中，王大哥红着眼眶说：“我砍树……不是冲她老人家。我就是看着树叶掉得到处都是着急，又觉得她们一家都搬到城里了，不在乎这儿的事了。”
另一间屋子里，张大娘摩挲着茶杯，轻声说：“我怎么会不在乎……那棵树是我老伴儿种的。”
黄昏时分，我把两人请到一起。夕阳透过调解室的玻璃窗，在地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我看着坐在对面的两个人，沉声说：“树已经砍了，咱们得往前看。我的建议是：第一，王大哥正式道歉；第二，买棵新树苗，种在老树旁边；第三，双方签一份调解协议书。”
这个方案是我临场想的。看着两个人的表情从错愕到沉思，我知道，方向对了。
张大娘先点头：“算了，两家人是世交，话说开了就好。”
王大哥站起来，向张大娘深深鞠了一躬：“张婶儿，您是看着我长大的，这件事确实是我错了。树苗我去买，一定种好。”
张大娘起身扶住王大哥的手臂：“树砍就砍了，这事儿就算了。以后有啥事儿还是可以找我。我知道，你心眼儿不坏。”
我拿出调解协议书，两人认真阅读后，郑重地签下了名字。看着他们并肩走出派出所大门，我站在窗前，久久没有离开。
坐在办公桌前，我忽然对基层派出所的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从前在警校，想象中的派出所工作尽是追捕、讯问、破获大案要案的热血场景。然而实际中，我们更多面对的都是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棵被砍的树、一道越界的墙，一句伤人的话。正是这些小事，构成了群众最真实的日常生活。
石家坡的树一定会重新长起来，我也会在石家坡的泥土里扎下根。以后再遇到越界的墙、伤人的话，我会记得蹲下来，看看年轮里的故事，再开口说话。
（作者系湖北省恩施市公安局六角亭派出所民警）（李剑飞整理）
编辑：派出所工作----石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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