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 晖  谭雪晴

　　未成年人犯罪被认为是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的世界三大公害之一，已然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难题，引起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8岁以下儿童从事违反法律的行为。由于心智不成熟、自控能力低下、法律意识淡薄，未成年人在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外部不利因素影响下，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印度作为世界上未成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其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卷入暴力犯罪，对印度经济、社会及个人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印度未成年人犯罪现状

　　在印度，未成年人参与犯罪活动的情况不断增加，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盗窃、抢劫、故意伤人、绑架劫持，到强奸、过失杀人、谋杀未遂、谋杀，从轻微犯罪到严重犯罪，不一而足。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NCRB）的数据显示，2017~2021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超过13000起，超过16000名未成年人被捕,其中有314起谋杀案、412起谋杀未遂案、500多起强奸案、982起伤害或严重伤害案、超过475起针对妇女的侮辱或暴力袭击案件、1401起抢劫案和6600多起盗窃案。在2022年的最新官方报告中，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高达30555起，其中，数量最多的是马哈拉施特拉邦（4406起），其次是中央邦（3795起）和拉贾斯坦邦（3063起），而犯罪率前六分别为德里、比哈尔邦、古吉拉特邦、哈里亚纳邦、奥里萨邦、北方邦。总体而言，印度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低龄罪犯渐增多、行凶手法更残忍、团伙作案较突出、犯罪方式趋智能、作恶动机多随意等特点，严重影响了印度社会的长治久安。

　　（一）低龄罪犯渐增多
　　近年来，印度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涉案人员的年龄愈发幼小，低龄罪犯日益增多。例如，2024年3月，在恰蒂斯加尔邦卡伯德汉姆区发生的“7岁女孩肢解案”中，涉案男孩年仅14岁；2023年10月，在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市发生的“14岁男孩割喉事件”中，两名涉事犯罪人员的年龄分别为13岁和14岁。究其原因，可发现：由于印度的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且分配不均衡、教育水平整体滞后，许多低龄未成年人无法从学校获取正确的教育引导，偏离了社会主流轨道；同时，家庭不和谐、家暴、父母离异等问题使未成年人缺乏家庭层面的支持和指导，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再加之他们辨别是非、抵抗诱惑的能力都相对较低，在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不仅有损青少年的成长，而且作为一种延续性破坏，还危害着社会治安与稳定。

　　（二）行凶手法更残忍
　　在印度，性质恶劣的未成年人犯罪案正不断增加，如故意伤害、抢劫、恶意纵火、强奸甚至暴力杀人等。其犯罪手段极其残暴，且在实施犯罪后，他们竟然没有任何罪恶感，对普通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024年3月，恰蒂斯加尔邦比拉斯布尔地区的一名16岁青少年将5岁女孩带回家，和他人对女童进行轮奸，致使其遍体鳞伤；几乎同一天，一名3岁女童被一名少年强奸致死。2024年1月，德里一名未成年男孩为盗取钱财，用钝器击打77岁祖母的头部并致其死亡；同月，在北方邦的阿拉哈巴德地区，一名14岁男孩对一名6岁儿童实施性虐待，因未遂而将其残忍杀害。2023年11月，在德里东北部，一名16岁男孩为了钱疯狂刺死另一名青少年，甚至在其尸体上手舞足蹈发泄余愤。

　　（三）团伙作案较突出
　　未成年人由于年龄尚小、独立性不强，更喜欢团体结伴活动。因此在犯罪时往往拉帮结派，结伙壮胆作案。同时，获取非法利益、效仿黑社会等动机也促使他们相互吸引，联合起来共同犯罪。而一旦形成团伙，犯罪的暴力性、危害性随之加剧。
　　2024年3月，勒克瑙市发生了一起计划周密的谋杀案，该案件中的一名17岁男孩因对其父亲不满，伙同朋友与当地的“职业杀手”取得联系，随后在其朋友的资助下买凶杀父。2024年1月，在阿萨姆邦的巴达尔普尔地区，包括3名未成年人在内的5人团伙因金钱纠纷刺死了一名22岁男子，犯罪嫌疑人拖拽受害人的尸体，在现场引发骚乱。2023年1月，在德里沙赫达拉区的维韦克维哈尔发生的刺杀案中，涉案人员是6名未成年男孩，他们因水烟袋而与包括受害者在内的一群人发生争吵，在打斗过程中使用国产手枪和刀具攻击对方，导致受害者被刺身亡。2022年1月，在德里西北部的贾汉吉尔普里，三名15~17岁的未成年人因受影视剧作中黑帮大佬的影响，为“出名”随机谋杀了一名青年工人，并将谋杀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博眼球”。
　　
　　（四）犯罪方式趋智能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未成年人接触到了手机、电脑等各类电子产品，这些电子产品也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工具。
　　2023年8月，南德里警方逮捕了一个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洲际网络犯罪集团，其诈骗金额高达1.148亿卢比。该诈骗集团的成员首先在Facebook（脸书）上搜寻目标（主要为退休政府官员），通过网络获取受害者的详细信息后，用一款名为MagicCall的应用程序将他们的声音改为女声并给受害者打电话。同时使用另一个应用程序制造虚假的医院发票和文件，并发送给目标实施网络诈骗。同月，在新德里，4名青少年伙同5名成年男子以一家知名私人公司的名义制作虚假网站，并以提供经销权为诱饵实施欺诈。

　　（五）作恶动机多随意
　　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发育成熟，阅历尚浅，好奇心强，在思考问题时多是从自己的喜好入手，并且由于自控能力不足，极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和干扰，常因盲目崇拜、逞强好胜、讲哥们义气、盲目模仿等一时冲动，作恶动机极其随意。
　　2024年3月，在浦那发生的“14岁男孩被杀案”中，两名分别为16岁和17岁的嫌疑人仅因与死者的哥哥有情感纠纷，对其怀恨在心，用砍刀误杀受害者；同年1月，在北方邦的加济阿巴德，一名15岁男孩因与姐姐发生口角，盛怒之下开枪射伤其左肩。2023年12月，德里巴詹普拉地区的一名17岁的男孩与另一名未成年人发生争吵，在归家途中遭到袭击，被殴打成重伤，最终不幸离世。

　　印度打击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措施

　　日益严峻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引发了印度政府及广大民众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担忧。出于政治统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以及维护国际形象的需要，印度实施了一系列打击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措施，以期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率。

　　（一）实施学生警察学员计划
　　为了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喀拉拉邦于2010年最先启动学生警察学员(SPC)计划，培训了超过11000名学生。SPC是一项以学校为基础的青少年发展计划，旨在培养高中生(12~15岁)成为民主社会的未来领导者，向他们倡导遵纪守法、同情社会弱势群体和防范社会邪恶势力的公民意识和思想。同时，帮助青少年探索和发展自身潜能，增强他们对家庭、社区和国家的责任感，使其能够自觉抵制诸如社会不公平、药物滥用、不良行为和反体制暴力等负面影响。SPC计划不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且还致力于培训学员以协助警方开展相关警务工作，降低警务成本，提高警方效率和效力。
　　为保证计划高效实施，内政部首先对志愿警察和教师进行培训，并划拨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编写专用教科书，为学生置办制服、帽子、皮带和鞋子等。随后，采取室内学习和室外演习相结合的方式，由志愿警察、学校教师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协同授课，授课内容涵盖法律法规、灾害管理、急救消防、健康卫生、社区治安、道路安全、预防社会犯罪、维护妇女儿童安全、反腐败措施等多个方面。此外，为增强学生学习积极性，拉近学生与警察的距离，还定期组织学生深入警察的工作场所，带领学生参观警察局和监狱，充分理解警务活动。截至2022年8月30日，喀拉拉邦的SPC计划覆盖了邦内的1000所学校，20多万名学生已完成培训，8.3万名学生正在接受培训。
　　自喀拉拉邦实施SPC计划取得显著效果，印度各邦（如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北阿坎德邦、米尔纳德邦、安得拉邦、泰伦加纳邦、奥里萨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卡纳塔克邦等）先后效仿。从2018年7月21日开始，SPC计划开始在印度全国推广，约1.2万余所学校参与其中，90万名学生正在接受培训。2023年，北方邦的75个学区全部参与了该计划，共覆盖2512所学校和12.9万名学生。

　　（二）设置儿童保育机构
　　一直以来，青少年犯罪主要归因于其认知不成熟或易受环境影响，因而与成年人的法律不同，印度少年司法系统侧重于对少年犯的治疗性，而非惩罚性。为少年犯提供回归健康生活的机会并使他们融入主流社会是印度少年司法系统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印度政府针对未成年罪犯建立了一系列具有监管庇护功能的儿童保育机构，比如观察之家、特殊家庭、庇护所等。
　　其中，“观察之家”就是一类“在案件调查期间，临时接收、照顾违反法律的未成年人”的机构。据规定，州政府应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直接或通过志愿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建立和运营该类组织。而“特殊家庭”则负责为被判有罪的未成年人提供“居住和康复服务”。依照少年司法委员会或儿童法院的宣判，特殊家庭根据少年犯的年龄、性别、犯罪类型、精神和身体状况进行隔离收容。庇护所属于为被指控或被发现违反法律的未成年人提供的儿童保育设施，政府规定每个州应至少建立1个，可以单独设置，也可以与观察之家或特殊家庭合并设置，但不能设立在警察局或监狱内。
　　上述各类儿童保育机构的设置，旨在通过为少年犯提供服务和支持，以帮助他们重返社会。其主要功能如下：第一，为未成年罪犯提供食宿并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保障其基本的生活权利，确保其不再陷入犯罪环境；第二，为未成年罪犯提供基础教育，进行职业和技能培训，增强以后重返社会的就业能力；第三，安排专业心理辅导师提供心理咨询和治疗，帮助解决心理问题，增强心理健康；第四，鼓励少年犯积极参与文艺表演、体育运动、义工活动等项目，增强其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第五，通过与社会各界合作，为少年犯提供社会融入和社区参与机会，帮助其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健康生活方式。此外，州政府有法定义务建立善后照料组织，青少年在年满18岁以后或离开儿童保育机构时，在该类组织中暂住至21岁，或最长不超过三年的时间。

　　（三）升级定罪量刑标准
　　近年来，随着印度未成年人犯罪日益猖獗，许多案件性质极其恶劣，造成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为了进一步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有效维护社会安定，印度政府决定对未成年罪犯采取更为严厉的惩戒措施，以提高其犯罪成本，甚至将未成年人视同成年人进行量刑处理。根据印度2015年《少年司法（儿童照料和保护）法》规定：“如果一名已满16岁或16岁以上的儿童被指控犯有令人发指的罪行，少年司法委员会应对犯罪人的精神和身体能力、其对犯罪后果的理解能力进行初步评估，同时据其实施犯罪的情况，儿童法院可决定是否将其作为成年人进行审判或根据本法处理”。相较于此前规定的“年龄不到18岁属未成年，而未成年人犯罪的最高量刑标准是3年监禁”，修订后的《少年司法法》强调“16岁或17岁的未成年人如果犯下包括强奸、谋杀等‘十恶不赦的大罪’，经专家委员会评估后，最高可判处其终身监禁甚至死刑”。
　　2024年3月，东德里发生了一起未成年人驾车撞人事件，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建议将该17岁少年按成年人审判，并根据《印度刑法典》的过失杀人罪对其提起诉讼；同年2月，在奥迪沙邦，一名未成年人因涉嫌于2020年在纳亚加尔地区强奸和谋杀一名5岁儿童，被儿童法庭判处20年监禁。2023年9月，德里法院审判了两名涉嫌谋杀的17岁少年，因其犯罪手段残忍且对法律认知清晰，他们被视为成年人定罪量刑；同年8月，北方邦的波科索法院判处一名涉嫌强奸和谋杀的17岁未成年人无期徒刑，并处以46000卢比罚款；同月，法院在审理一起科达强奸案时，将实施犯罪时16岁的被告作为成年人进行量刑处理，判处其10年严格监禁和10000卢比的罚款。2023年1月，一名涉嫌强奸未成年女孩两年之久的17岁男孩被视为成年人审判，法院最终判处其12年监禁并罚款1000卢比。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种趋势：即使未满18岁，对于重大犯罪行为，印度法院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升级定罪量刑标准。

　　印度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成效及现实困境

　　印度政府从预防、教育和处罚多方面入手，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
　　第一，犯罪率略有下降。随着SPC计划在全国范围实施，更多参与过该计划的学生能一定程度上自觉抵制社会犯罪。而对于已经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根据身心发展状况与所犯罪行的严重性，采取宽严相济的惩戒方式，或送往儿童保育机构教育，或视之为成年人进行量刑处理，不仅为少年犯提供了改造和重返社会的机会，而且还起到了一定社会警示作用。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印度未成年人犯罪率相较于上一年同比降低了1.9%。
　　第二，犯罪偏差有所矫正。一方面，SPC计划和儿童保育机构既向未成年人传授法律知识，强化法律意识，又以学生、青少年带动亲友、邻里，营造了遵纪守法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通过升级定罪量刑标准，加大对未成年犯罪的处罚力度，保护了公众的合法权益。
　　第三，社会治理效能稍有提升。通过政府工作人员、警察、校园教师、志愿者、家庭成员等多元主体通力合作，未成年人获得正常教育、心理辅导、职业培训，有利于更快融入正常社会生活。同时，对未成年罪犯严格执法、严厉打击，对促进印度社会秩序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治理目标实现具有保障效果。
　　但由于印度在社会、经济、制度等种种因素的制约下，其未成年人犯罪的状况仍面临多重困难，举步维艰。
　　
　　（一）财政资源投入严重不足
　　印度各邦情况迥异。比如，印度的北方邦是一个人口比巴西多、经济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更穷的邦；而南部的喀拉拉邦其富裕程度可与美国相提并论。印度总体未成年人群体数目庞大，地方财政在资源投入上苦乐不均，并存在人力、物力、财力总体不足的情况。据《印度时报》报道，喀拉拉邦政府于2014年在柯钦资助学校启动SPC计划，并宣布为每所学校拨款50万卢比，用于为期两年的SPC计划建设，并会为其分配额外资金。但自计划实施以来，有115所学校因严重缺乏资金而无法开展日常活动，截至新闻报道的2022年，政府所承诺的资金仍未划拨到位。同时，启动SPC计划的学校每年大约需要25万卢比用于维持运营，教师们往往要自掏腰包，并寻求学校家长会、管理层、社会爱心人士等的帮助，以填补资金空缺。2020年11月，阿格拉地区少年司法委员会的首席法官约格什·库马尔·亚达夫和委员会成员索南·查图维迪指出，由于资金有限，阿格拉州政府运营的少年之家人员配备严重不足，171名儿童缺乏老师教导；机构的基础设施简陋，环境脏乱，卫生状况堪忧，甚至存在安全隐患，无法提供必要的监护和庇护。
　　此外，印度司法系统的资源本就有限，而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成人式审判会涉及更多的司法程序和人员，消耗大量资源，增加司法系统的负担，进一步加重资源分配不均衡和投入不足的困境。

　　（二）机构运行缺乏有效监管
　　由于机构运行中缺乏有效的监管，未成年人受到虐待、性侵等悲惨遭遇。一些儿童保育机构管理混乱、机构工作人员素质低下，机构内部未成年人打架斗殴、逃跑事件屡有发生，不仅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引发再次犯罪，而且存在加重他们心理负担，诱发更严重问题的风险。
　　2024年2月，妇女和儿童发展部部长斯姆里蒂·伊拉尼表示，截至2022年，国家保护儿童权利委员会已收到77起全国儿童保育机构（包括收容所）虐待儿童的投诉。2023年9月，在北方邦安哥拉的一所少年之家中，该院院长用拖鞋无情地殴打一名手脚被绑的女孩。同年6月，多名女孩在撒哈拉普尔地区的少年之家中遭到包括经理在内的5名工作人员的猥亵。
　　儿童保育机构内部监管缺失，导致未成年人打架斗殴现象屡见不鲜，一些未成年人在机构内受到严重伤害乃至死亡。2023年2月，一名15岁男孩被吊死在巴加尔布尔青少年管教所的窗杆上。据消息人士透露，男孩生前经常遭受其他未成年人的暴力殴打。
　　由于监管不力，机构内部管理松散，导致未成年人逃离儿童保育机构成为累犯的案件时有发生，加剧了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问题的复杂性。国家保护儿童权利委员会（NCPCR）成员普雷蒂·巴德瓦吉·达拉尔曾指出，某所国营机构青少年之家闭路摄像头严重损坏，配备的保安和机构工作人员不足，普遍存在玩忽职守现象。
　　由于机构存在严重的监管漏洞，2024年2月，拉贾斯坦邦的23名未成年人砍断窗户上的铁条，从少年拘留中心逃跑。2023年2月，在希拉纳加尔少年之家中八名未成年人在袭击两名警卫后逃跑；同年，一名17岁男孩在离开少年之家的一个月后，涉嫌在阿曼维哈尔地区杀害另一名青少年，而此前他已经参与了6起刑事案件。

　　（三）治理措施成效遭质疑
　　关于少年犯的惩戒措施，宽严相济并非易事，并引发社会质疑。针对儿童保育机构的设置措施，案件受害当事人及其家属难平其愤，认为该措施对于少年犯过于宽容和放纵，会导致少年罪犯有恃无恐，引发更多未成年人犯罪。而对少年犯采取成人式审判、进行严苛的法律惩罚，相关人士则宣称有违改造并帮助未成年罪犯重返主流社会的初衷，甚至可能会加剧未成年人的社会边缘化，使其更难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增加再次犯罪的可能性。2023年6月，特别法庭驳回少年司法委员会将一名强奸幼妹的17岁男孩作为“成年人”接受审判的建议。特别法官卡尔帕纳·帕蒂尔表示：“仅仅因为孩子没有任何身体或精神异常，不足以认为他有能力作出社会决定和判断。”
　　同时，采取这样的审判方式违反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法律原则，也会招致国际社会的舆论攻击。此外，政府所采取的惩戒措施耗费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从长期来看，其效果和可持续性均有待评估和验证，无法获得社会各方满意。■
　　
　　【作者简介】何晖，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美国得州大学访问学者，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单位“湘潭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南省综合特色智库专家，湖南省意识形态领域专家、青年工作者，湖南省民政厅民政研究专家，湘潭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村观察》《当代财经》、JDCTA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
　　谭雪晴，湖南怀化人，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责任编辑：古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