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程峰 胡勇斌 林德元
　　
　　邱娥国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优秀民警代表，同其他99位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邱娥国诵读红色家书

　　邱娥国关爱少年儿童

　　邱娥国荣获“改革先锋”荣誉后接受采访

　　载誉归来

　　邱娥国看不得可怜人，尤其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看见了就会流泪，就会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照顾他们。由他养老送终的孤寡老人就有十多个，大多家境不好，有的还大病缠身。别人都避之不及，而他却把他们当亲人。“我是党员，是民警，我不管谁管？”邱娥国做这些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让困苦的人也有好日子。
　　1993年，80岁高龄的余锦桂老伴去世。老人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邱娥国接过了照料老人日常生活的担子。每次下社区，他都会买点鱼、带点肉，为老人增加营养。糖尿病的药吃完了，他准时去买了送过来。连做饭的柴火都是他到工地拾来的。当时，工地上的人都很奇怪，怎么一个民警到工地拾柴火。派出所指导员听说后，还以为邱娥国家里有什么困难，一番询问后才明白真相。逢年过节，邱娥国还把老人接到家里吃团圆饭。一天，邱娥国拾柴回来，老人拉着他的手说：“这世上我没有亲人了，只有你对我好，我相信你，我就把我的后事都托付给你了。”说着，从箱底取出包了几层的布包，里面有一个3000多元的定期存折，一个300元的活期存折，一个她丈夫的扫墓证，郑重地交到他手上。老人把家底都交给他，就是把他当作自己儿子看待。
　　文润英是孤寡老人，患乳腺癌住院，无儿无女，没人照顾，邱娥国就当自己的亲娘一样照顾她，下班就去医院看她。她吃不下东西，就叫爱人煮好饺子送到医院。连衣服都是邱娥国洗的。邻床的病友说：“你真命好，有个这么体贴的儿子。”文润英说：“他哪是我儿子？是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对方不敢相信，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民警。最后老人病逝在床上，别人不敢靠近，邱娥国带着所里的民警将她抬下来，把寿衣穿好，送到火葬场，把她安葬到丈夫的墓里面。
　　80岁的卢川是北京人，79岁的范克菲是南昌人，两位老人在北京一处公园认识后，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不久便想结婚。但双方的儿女都极力反对：风烛残年的，结个什么婚呢？两个老人从北京回到南昌后，找到辖区户籍民警邱娥国帮忙调解，主要是做双方儿女的思想工作，劝他们放下心里的不痛快，让两位自由恋爱的老人结婚。邱娥国什么纠纷都调解过，也为青年男女促成过婚姻大事，但支持一对耄耋老人的婚事还是头一回，真不知道如何与老人的儿女谈心。他甚至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学雷锋做好事，因为两个老人生活在一起，得不到儿女的关照，有了病痛怎么办？如果有什么不测怎么办？他们的财产怎么分割？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啊！
　　但看到两位老人交往得很愉快，甚至相同的爱好让他们俩爱得浓烈，邱娥国心里就有了一种想帮助他们的冲动。有一天，他终于找到老婆婆的儿女，并把老爷爷的儿女从北京叫来，一起做他们的工作，把两位老人幸福快乐的生活描述给他们听。邱娥国说，两位老人原来都很孤单，现在两个人因为相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互相有了伴，说话有人听，头疼脑热有人照顾，而这些你们做儿女的是做不到的。不是说你们不孝，而是你们都没有时间照顾老人。儿女们都被说服之后，他又主持写了一份协议：男方的财产归男方所有，女方的财产归女方所有。今后如果男方在南昌去世，其儿女带骨灰回北京安葬；如果女方在北京去世，其儿女带骨灰回南昌安葬。
　　这份协议一签，双方的儿女都释怀了：他们怕的就是财产和骨灰的问题。除了这些，别的问题都好解决。
　　双方的儿女拿着协议书走了之后，剩下的事就全部交给邱娥国了。
　　邱娥国叫了一辆三轮车，载着两位老人，来到三眼井婚姻登记所办理结婚证。两位老人特别高兴，签字按手印的时候手老是发抖。你叫我莫抖，我叫你莫抖，可就是抖个不停。没办法，邱娥国就帮他们稳住手，才在登记表上签字并按上了鲜红的手印。拿到结婚证之后，两个人当着邱娥国和在场工作人员的面来了个激情的拥抱，活像一对小青年那样甜蜜。
　　此后的日子里，两位老人在南昌度过了幸福的十多年时光，无忧无虑地活到了90多岁。邱娥国一直像亲人一样照顾着他们。北京大爷先走的，他的骨灰被儿女领走安葬到了北京公墓；南昌大妈后走的，她的骨灰由儿女安葬在南昌公墓。按照一纸协议，他们走得没有任何纠葛，经历了一场愉快的“黄昏恋”。
　　邱娥国的辖区有200多名“两劳”（当时的叫法）回籍人员和违法青少年。邱娥国深知，做好教育转化工作是民警的责任。他苦口婆心，用真情感化他们，用平等对待他们。在他的努力下，无一人重新犯罪。象山南路278号的小王，1992年因斗殴判刑，服刑期间，邱娥国一封一封地写信，鼓励他接受改造，重新做人。出狱后，小王没工作，想开饮食店，苦于无资金无地点，邱娥国就帮着一样一样地跑，帮他办工商、税务等各种手续。餐饮店开张，小王自食其力了，生意也越做越好。如今，20多年过去了，小王变成了老王，他依然记得邱娥国，他说没有邱叔叔，他哪有今天。

　　那一次生死考验，留下了终身残疾

　　从警生涯中，邱娥国也经历了一次险些牺牲的生死考验。
　　那是1982年国庆前的一天夜晚，邱娥国带领联防员在辖区进行防火安全检查。他一家家看，一户户查。他清楚，广润门这样的老城区，板壁房一家连着一家，时已入秋，风干物燥，用火用电稍有不慎，着一把火，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看得认真，查得细致，离开时，还要再三叮嘱提醒。
　　巡查到翘步街时，一位居民气喘吁吁跑到他面前说：“小邱，不得了啦，香平巷有两伙流氓打群架，要出人命了。”香平巷号称南昌的“小香港”，这里人员密集、商贸繁华，一到夜晚灯火灿烂、热闹非凡，这样的地方打群架，极易伤及无辜。邱娥国来不及细问，一边叫联防员赶紧回所里求援，一边火速向香平巷跑去。二三百米的距离，邱娥国人高马大，立马赶到。只见斗殴现场黑压压一片，有数十人之多，有的拿着鱼叉、有的举着尖刀，打成一团。邱娥国猛冲上去，拦腰抱住一个拿鱼叉的家伙，大声警告：“我是警察，住手！”歹徒们被镇住，但他们很快反应过来：只有一个警察，一个赤手空拳的警察。为首的歹徒高声大叫：“就他一个警察，打死他。”顿时，刀、叉、棍棒雨点般向邱娥国扑来。
　　邱娥国孤身陷入包围，拼死抵抗，用双手护住头部、胸部、腹部。抵挡中，右臂一阵剧痛，鲜红的血喷出来。他跟前一片漆黑，脑子里轰轰作响：我要死了吗？我要牺牲了吗？我还有妻儿老小，我才30多岁。凶恶的“暴雨”不知什么时候停的，战友们赶来了，邱娥国模模糊糊地听到：快抬门板来，快抬门板来。他被战友和群众用门板送进了医院。
　　邱娥国没有死，他的肩上、手上被砍了7刀，右手神经肌腱被砍断，鲜血染红了警服，但他凭着强壮的身体和顽强的生命意志被抢救了过来。妻子涂荔花见到邱娥国时，邱娥国全身打着绷带，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吃馒头。
　　见到邱娥国，涂荔花百感交集，呜呜地哭了起来。邱娥国流血过多，脸色苍白，声音微弱，却和平常一样不失顽皮幽默：“哭什么哭，人家还以为你死了老公呢。”
　　涂荔花停了哭，心里万分悲伤和庆幸。悲伤的是丈夫伤成这样，以后怎么办？庆幸的是人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
　　领导和战友们都来看望他。市长也来了。市长关心地问：“邱娥国同志，你有什么要求吗？”邱娥国说：“发我一把枪吧。”伤愈出院后，他果真领到一把五四手枪，还有20发子弹。他背着这把枪走访巡逻了4年，总结出了安全带枪的顺口溜：白天挂在腰上，晚上放在枕头上，解手挂在脖子上。
　　那时，全国能接神经的医院不多，上海华山医院是最著名的一家。邱娥国转到华山医院，住了三个多月，在医院度过了1983年春节，先后动了三次手术。右手保住了，却落下了终身残疾，五指不能并拢伸直，小臂无法自如抬起。
　　出院那天，涂荔花终于把憋了许久的话说了出来：“老邱，咱们不当警察行不行？当警察太危险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办？”
　　邱娥国严肃了起来，对着她认真地说：“荔花，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对着党旗宣过誓，牺牲都不怕，还怕流血吗？”
　　邱娥国把伤残证压在箱底，很快回到了工作岗位，用他那只伤残的右手，继续与违法犯罪斗争，继续为群众服务。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只图百姓说一声共产党好，人民警察好

　　作为一名社区民警，管着一方社会治安，邱娥国手上的权力可谓不小。邱娥国谨记当兵第一天就学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条一条，时时警醒，刻刻不忘。当民警时，他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不去。退休后，他不打麻将，不打扑克，不钓鱼。他明白打牌就有输赢，钓鱼就有安排，微腐败也是腐败。
　　十多年前，“农转非”是件难事。那时，邱娥国每年都要办理五六个“农转非”。他不喝人家一口酒，不抽一根烟，不收一分钱。他按“三优先”原则办：生活困难的优先，工龄长的优先，残疾人优先。
　　1984年，翘步街36号的芦仕杰不幸炸瞎了双眼。一家5口人住在不到15平方米的小屋里，妻子、孩子还是农村户口，孩子不能上学，本人又没法工作养家，芦仕杰连死的心都有。邱娥国找到芦仕杰劝他说：“你还年轻，机会还多着呢。你要死了，你老婆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打起精神来，你老婆、孩子的‘农转非’问题，我来帮你解决。”他跑前跑后找证明材料，向上级反映情况。第二年，芦仕杰老婆、孩子4个“农转非”户口果然批下来了。芦仕杰很感激，用家里仅有的一点余钱买了两只鸡，让妻子给邱娥国送来。“你家里这么困难，还给我送鸡，这不是从你碗里扒饭给我吃？还是留着补补身子吧。”邱娥国谢绝了。老芦以为是礼轻，就向哥哥借了1000元钱，第二天又送过来。邱娥国说：“我邱娥国不是拿权换钱的人，收了你的钱，我的良心往哪放？”
　　海棠庙19号的刘新国解除劳教回来后，在筷子巷口摆摊卖水果为生。女儿刘艳庆因为没有城市户口上不了学。邱娥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孩子的学习不能耽误啊。“农转非”指标一到，他马上找到刘新国，叫他赶快准备材料。刘新国当时完全没想到，没钱没关系，这样的好事会落到他头上。他东凑西借拿上1万元钱，乘天黑送到邱娥国家。邱娥国说：“新国，我们共产党人按政策、凭良心办事。合乎政策的，我会尽心尽力办好；不符合政策的，搬座金山来，我也不会办。”
　　邱娥国的母亲80多岁，跟着他一家生活了十多年，符合“农转非”条件。派出所领导多次劝他把母亲户口办进城里。可邱娥国想，母亲已经80多岁，指标有限，还是留给更困难、更需要的人吧。邱娥国有5个兄弟和16个侄儿侄女，全都在农村。全家人求他解决“农转非”，邱娥国顶着埋怨，一个都没办。侄儿当着他的面说：“有你这个二伯没你这个二伯，都一样。”
　　时过境迁，如今城里人都想着往乡下跑，办农村户口。邱娥国的兄弟和侄儿们说起往事也不埋怨他了。
　　为了弥补对家人的亏欠，邱娥国退休后宣布了一条家规：凡是考上大学的，读书期间，从自己退休金里拿出钱来，每人每年资助一万元。现在，他的孙辈已有4人考上大学。
　　起初，一些群众对邱娥国帮助照顾孤寡老人带有疑问，认为邱娥国帮助老人是假，看上老人的房子财产是真。邱娥国只是笑笑，他心里亮堂着呢。办完老人的后事，将房子打扫干净，他立马原封不动交给街办。一次又一次，疑问声没了，赢来的是赞扬和积极参与的热情。邱娥国说：“我什么也不图，只想让百姓说一声共产党好，人民警察好。”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大发展，思想观念大变革，那时候常有人劝邱娥国下海经商，说凭你这本事，经商肯定赚钱。邱娥国摇摇头：“我干不了商人的事。”辖区的一些个体老板叫他一块投资开按摩店、泡脚屋，说你不用拿钱，干股就可以。邱娥国明白，他们是想拉他为靠山，做“保护伞”。邱娥国拒绝了：“我有工资养活一家老小，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邱娥国夫妇是一对勤俭持家的人。他爱人会做裁缝，家里买了两台缝纫机，替服装店加工生产短裤背心。夫妻俩都很忙，只有晚上才有时间。为了挣点零花钱补贴家用，他们几乎天天晚上做到深夜。不久，邱娥国也学会了踩缝纫机，连军峰、军钢两个儿子都加入进来。一家人靠着勤劳的双手，生活也越来越好。
　　邱娥国的家是党员之家，全家8口人有6位是党员，老伴和儿子儿媳全都是党员。大儿子军峰、二儿子军钢都当了基层领导。在他家里，延续了十几年的“家庭民主生活会”现在仍在继续。邱娥国给他们时常敲警钟：谁也别坏了不收礼的规矩，只要是邱家的人，就要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行事。

　　当警察时学雷锋，退休了还要学雷锋

　　2007年，邱娥国退休。大家以为他会在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但在邱娥国的胸中依然有团初心之火在燃烧，那就是他说的：“我当兵学雷锋，当警察学雷锋，退休了学雷锋，百年后找雷锋。”
　　退休后的邱娥国注重健身运动，只要天气允许，每天早中晚他都要和老伴一起外出散步。他散步的路线是以他家附近的老福山为出发点，走中山桥、海关方向，或以八一广场为中心绕圈而行。他走到哪好事做到哪。他是一缕阳光，温暖着南昌的大街小巷。
　　2014年隆冬的一天晚上，邱娥国与老伴散步，来到人来人往的八一大道永叔路地下通道。不经意间，看见一位年龄很大的老人正步履蹒跚地走着。1个多小时后，邱娥国和老伴转了一大圈回来，发现老人还在地下通道里转悠。他马上过去，拉着老人询问：“老人家你到哪去哦？”老人含糊着说：“我到八一桥那边去。”邱娥国说：“你到八一桥那边去，像你这样走几天几夜，隧道都走不上去。”邱娥国又问他家住在哪里，老人也讲不清。邱娥国意识到老人家可能患有老年痴呆，就在他身上翻到一张纸条，上面有个电话号码。打过去正好是他儿子接了电话，说老爷子90多岁了，老年痴呆，已经走失好多次了。他们住在青云谱那边。这时，夜已深了，地下通道闸门就要关闭，邱娥国说那就到赣江宾馆门口等吧。当时，老人瘫坐着已经走不动。装了4个心脏支架、年已七旬的邱娥国，背着九旬老人，走几步歇一下，断断续续走了100多米，把老人背到赣江宾馆门口，在寒风中等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等来了老人的家属。
　　一天，邱娥国散步到抚河公园，碰巧父子两人问路，听口音是外地人。邱娥国问他们到哪里，父亲说带儿子来南昌吉水仓考试，却怎么都找不到。吉水仓原来是邱娥国的片区，每个角落他都熟悉，印象中没有考试的地方。南昌老城区道路复杂，怕对方说不明白，邱娥国就带着他们走到吉水仓。一打听，考试的地方已经搬到了西湖横街。邱娥国又带着他们打的到横街。那位父亲非常感动，拉着邱娥国的手要给钱，说耽误了一上午的时间，就算是半天的工资。邱娥国说，我退休在家，走这点路不算什么，就当是散步健身。说什么也不肯要这个钱。
　　2018年11月22日，邱娥国和老伴散步时捡到一部手机，也不知道机主是谁。他想也许机主没有走远，就在附近。于是他沿着抚河，高举着手机，边走边喊“谁丢了手机”，从建设桥走到海关桥几个来回。走了半个多小时也没人来领。后来有人打电话进来，屏幕有名字显示。邱娥国不会用这个手机，不知道怎么接。他就把电话上的名字、电话号码记在自己的手机上，再打过去。邱娥国说：“同志啊，你掉了手机是吧？”对方连声说是。邱娥国说：“手机我捡到了，我在海关桥底下等你，你过来拿。”邱娥国和老伴拿着手机，等了一个来小时，快到上午11点，失主才匆匆赶来。丢手机的女士万分感谢，说手机里好多东西，钱呀什么东西都在手机里，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办。和那位女士同来的一位男士要拿钱感谢，那女士认出了他是邱娥国，说：“人家还会要你的钱？人家是邱娥国。”没过几天，失主做了一面锦旗，亲自送到筷子巷派出所。锦旗上写着：“弘扬社会正能量，拾金不昧好榜样。”
　　还有一次，邱娥国正在老福山散步，一个老人家问，坐221班车在哪里？邱娥国把他带到原来的车站，一看没有，原来南昌宾馆这一带改造，线路出现变化。邱娥国觉得可能在老福山拐弯的地方，过去看了又没有。当时有人说在铁路医院门口，邱娥国又带着他到铁路医院门口，果然公交车站改迁到了这里。老人家很是感动，说怎么今天碰到这么好的人。邱娥国笑着说，“没什么，老人家你赶紧上车。”
　　一次，邱娥国散步到八一广场南面，一个50多岁男的心脏病突然发作，骑自行车摔倒在地上。邱娥国见状赶紧上前，拿出手机打120急救电话。见这男的意识还清醒，邱娥国问了他家属的手机号码，马上打了过去通知他老婆。不久，120急救车和他老婆相继赶来，一起送往医院抢救。自行车没法跟急救车一起走，邱娥国就把电话、地址留下来，自己帮助把自行车推了回去，放在家保管。一个多月住院痊愈后，男的带着水果，千恩万谢来到邱娥国家里取走了自行车。邱娥国把擦洗干净的自行车交还到男的手上，水果一个没要，婉言谢绝。
　　还有一次，老福山二医院门口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地，撑着手爬不起来，人来人往，就是没人敢上前扶一把。邱娥国和老伴散步正好经过，老邱两口子二话没说，把老人扶起来，并送到医院。
　　邱娥国最牵挂的还是筷子巷派出所，那里是他的魂，是他的根，他每天都会去所里转转，看看民警的工作情况。有新民警到所，他给他们上理论课，带着他们去社区走访群众。他还和街办合作成立了“邱娥国工作室”，由社区退休的法官、检察官、法律志愿者、楼栋长以及热心的居民组成调解队伍，做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有“邱娥国工作室”这块牌子，调解的成功率达到100%。
　　邱娥国三个字不仅代表着保护百姓平安，关键时刻还能震慑犯罪。一次，邱娥国散步到八一广场，在纪念塔东边的路边看见两伙人在打架，都带了家伙，围观的人不敢靠近。邱娥国快步上前，拿出手机就拨打110。邱娥国知道，两伙人已经打起来了，如果等110民警赶到这里，恐怕为时已晚。他急中生智，对着手机大喊：“我是邱娥国！”
　　两伙人听说是邱娥国，愣了一下，作鸟兽散了。其实，邱娥国没有拨打110报警，他是虚晃一枪，做个样子，就把打架的人吓跑了。
　　邱娥国是个传奇。从1996年被中宣部、公安部推选为全国重大先进典型至今，他获得的荣誉不计其数，他的故事已传颂了23年。这面全国公安的旗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鲜亮。他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榜样和缩影，是人民警察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宗旨的典范。
　　这样的传奇，需要一代又一代像他这样的共产党员、人民警察去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