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花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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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7/6/9 14:41:00浏览次数：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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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桂芝在火车站前等了很久，二姐夫，那个她只见过两面的，而且让她怀有强烈敌意的男人，却仍然没有踪影。
和她一起下车的几个人早已走光。寂寥而破旧的车站在暗金色的夕阳里颓废如一座断了香火的破庙。远处的旧宣传画牌子，被风撕去了上半部，恰好失去了工农兵的头顶，只剩下一张张咧着的大红嘴唇，显得怪异而夸张。站前广场上的地砖破碎了，像河滩上的卵石，大大小小，在迅速褪去的天光下凌乱如桂芝的心情。
桂芝在自己的行李上缓缓坐下，低头看着自己的花布鞋。鞋是临行前母亲和大姐为她赶着做的，母亲纳的鞋底，大姐裁的鞋帮。三姐曾努着嘴说：“做什么鞋呢，那边不是发劳保鞋？”母亲却平静地说：“总不如家里的好。”其实，全家谁也没有见到过传说中的劳保鞋，劳保鞋在他们家只是二姐勾勒出的美丽幻象。三姐哼道：“毁了我的被面。”大姐就赔礼似的笑笑。三姐把脸沉下，转身就走了出去，引得村上的狗吠成了一片。
现在，脚上的鞋经历了长途跋涉，蒙上了厚厚的灰土，花色已模糊不清。桂芝努力镇定着自己。她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回头的，哪怕那个二姐夫永远不出现，适应这座陌生的城市也是她唯一的选择了。就像上了岸的蛙，再想变回自由自在的蝌蚪，去水草间逡巡，已经是枉然。
父亲是木匠。在决定了桂芝命运之后的那个清晨，他阴沉着脸，从偏厦角落里那张三条腿的黄花梨八仙桌上又拆下了一条腿，不声不响地旋成了一根擀面杖。桂芝叫了一声爸，他并不回答，也不抬头。黄花梨在他的手下慢慢呈现出了美丽的花纹，好像在渐渐地苏醒，重新有了生命，有了生命的香气。桂芝看着，记起当年二姐走的时候，家里也有这一幕的，也是拆了桌子腿，也是旋了擀面杖。黄花梨八仙桌据说是新中国成立前赵财主家的，是用了多年的破旧货，只有谭木匠识得，分浮财的时候悄悄扛回家。二姐带了那根擀面杖走了。而现在，二姐死了。
当时的桂芝看着忙碌的父亲，泪流满面。
不由自主地就把手伸进行李里，握住了那根圆润的棍子。仿佛是握住刀把或斧柄。一路上，桂芝已经很多次这样死死地把这东西握在手里了，她想杀人，想杀了那个二姐夫。她就是为要杀了这个人而答应嫁给这个人的。
没有人知道桂芝的想法。这个想法如一株毒蘑菇，在心的隐秘处悄悄滋长。哪一颗人心也有见不得人的死角，那里潮湿，阴暗，甚至散发着恶臭，却仿佛是自己也闻不见的。
唯一猜到桂芝心底秘密的却是小妹五儿。五儿比桂芝小了八岁。在生了四个女儿之后，绝望的父母本不想再要孩子，但五儿却在八年后悄然来临，如同一篇沮丧文章最后的那个句号，潦草而绝望。五儿是个骨瘦如柴的丫头，却会常常说出些莫名其妙的话，让人毛骨悚然。她那双深不见底的大眼睛盯住桂芝，慢吞吞地说：“你不会成功的。”当时正在收拾行李的桂芝停下手，问：“你说什么？”五儿就把眼睛移向窗外，仍然平淡无味地说：“你会和这个人过一辈子，尽管你可能会恨他一辈子。”桂芝的心咯噔一下，仿佛坠落在地，碎虽未碎，但裂痕是有了，而且深入骨髓。她盯着妹妹，许久才说：“你胡说八道。”五儿就疲倦地合起眼皮，低低地说：“走着瞧。”
现在，在行李里握着擀面杖的手已经汗湿，那黄花梨却依然圆润温暖。太阳已经失去了最后的耐心，扑通一声就跌到山的后面去了，把最后的光芒一并收起，任凭黑暗在人间开始肆虐。桂芝又出了一身的热汗，感觉里边的小衣服已贴在了后背上。她知道自己应该做出决定了，无论如何，她得自己找到那间工厂去。
二姐夫是那间工厂的工人。二姐嫁给他之后也进了厂子，成为谭木匠家唯一吃公家饭的人。可是，二姐命苦，结婚没两年，就死在了山沟里。
桂芝固执地认为，是二姐夫杀了二姐。桂芝一向和二姐关系最好，她不能接受二姐悲惨的命运。
其实在桂芝的印象里，二姐夫只是个模糊的影子。当年媒婆来为二姐说媒时，只说他是大工厂的工人，吃公家饭，而且那工厂是保密的，生产啥从来没有人知道。桂芝挽着二姐的胳膊，躲在窗外偷听，只感觉二姐的身子在颤抖，一种热辣辣的气息，在二姐的呼吸里蒸腾。这种蒸腾在二姐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二姐是姐妹中最柔弱的一个，她没有大姐的庄重，也没有三姐的尖刻，她有的只是单薄的身子和少言寡语的性格，因此她的婚姻是父母最操心的事情。而就在那一刻，桂芝知道，二姐是动心了。
其实，全家人都动了心。虽然要远嫁，但是会端上公家的饭碗，这让山村里的每一个人都艳羡不已。桂芝和二姐依偎在月光下的谷垛上，二姐低低地笑，说：“听说那边发鞋呢，叫劳保鞋。”桂芝问：“啥叫劳保鞋？”“劳保，就是都有的意思吧？在厂里干活儿的，都发。”劳保鞋就是在那一时刻，在洁白明亮的月光下，在姐妹的美丽憧憬中，扰乱了她们的芳心。而那个二姐夫，倒像是鞋的附属品，可有可无了。
二姐当年是半夜匆匆出门的。母亲不高兴，说：“黄花大闺女，哪有半夜出门子的？”媒婆说：“人家工厂就和部队一样，严着呢，就请了一天假，厂子安排车来接。坐屁股冒烟的车走，谁家的丫头有这么风光？”
桂芝就在那天第一次见到了二姐夫。月影绰约，灯影迷离，躲在门缝处的桂芝只看到那人个子不矮，有些瘦，叫爹妈的声音低沉沙哑。村里的人闻讯都赶来，院里院外人影幢幢，那人就淹没在人丛中了。偶尔地，走到灯亮处，桂芝就看见一张长脸，有尴尬的笑，还没有看清，就又隐匿了。等到桂芝想起去追汽车，那辆喘着粗气的解放卡车已经开出村口。她大声地叫：“姐！”也只听到二姐远远的回应：“桂芝，等我回来看你。”
二姐走了，再也没回来。听说怀了孩子，再后来，死了，孩子却活了下来。
来给家送信的当然是二姐夫。可桂芝没在家，在山上放羊。五儿跌跌撞撞地跑上山送信，如晴天霹雳般地打蒙了桂芝。等到她满脸是泪地冲下山来，二姐夫已经出了村口。远远的，桂芝冲着那瘦高的背影大喊：“你等着，我饶不了你！”
男人好像是停了一下脚，却没回头，走了。
全家人只有桂芝认定二姐的死和二姐夫有关。母亲哭着说：“可怜的孩子，才两年，就死了媳妇，光棍爹可咋带娃儿呢？”倒好像那男人是亲儿子，死了的是儿媳妇。父亲蹲在墙角，只抽烟不说话，阴沉的脸色和烟雾融成一片，分不清的一团灰暗。尖刻的三姐在院子里跳着脚喊：“她这辈子就是个笨蛋！好日子都不会过！”话说完，已经泣不成声。
桂芝却不再哭。当媒婆小心翼翼地再次推开院门的时候，父母还没有表态，她就坚决地说：“我去。我嫁给他。”
母亲拉着她的手说：“好丫头，只是委屈你了。就当是冲那娃儿吧，咋说，也是你亲外甥。”
父亲只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就起身到偏厦去扛桌子了。
桂芝在那一刻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改变了。这世界上的事真的说不清，仿佛冥冥中有一只手，把所有人的命运都玩弄着，像猫玩弄将死的老鼠。如果二姐没死，至今没出过村子的桂芝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是模糊的，像是做梦，有时会清晰地感觉到一点什么，苦的，或甜的，伸手去抓，却是什么也没有。醒来，也如打碎的玻璃，怎么回想也拼凑不成故事。而现在不同了。二姐不明不白地死了，一切突然地明确起来。一夜之间，桂芝将为人妇，而接下来，她要杀人。桂芝面前的人生突然变得短暂而残酷了，所有的细节都在桂芝心里反复演练，血淋淋的触目惊心。也许还是梦，却已不再混沌，只是极其尖锐的仇恨，在心头划下伤痕。
现在，在陌生车站前的广场上，伤痕仍然在刺痛着。
但桂芝已经不再犹豫。她扛起自己的行李，走向广场边修鞋的小贩。那小贩是个半大老头子，他睃在桂芝身上的目光已经停留许久，很有几分猥琐和下流：“修鞋吗，闺女？”
桂芝勇敢地迎着那目光，问道：“谁能送我去324工厂？”
二
在沉沉的夜幕中，从远处看324工厂，只是黑黝黝的一团。它和周围的山融为一体，似乎只是山的延伸或是扩展。西南的夜阴冷而潮湿，本该在黎明降临的湿气提早到来，在树丛和草地上凝结成不怀好意的露水，把工厂浸泡得和山一样沉默而阴森。324工厂就这样顽固地标志在山与山之间的洼地里，像一块不管不顾从天而降的陨石，努力地在自然的压迫下显示出一种粗暴而骄傲的抗争。
桂芝下了拖拉机，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走向这个庞然大物。烟囱、厂房、宿舍楼，都镶嵌在夜色的幕布上，要仔细看，才能看出比夜色还要黑一些的轮廓。走近了，看见大门虚掩着，传达室里没有人，只有一张打开的报纸，在昏黄的烛光下摊在桌子上，仿佛告诉桂芝主人马上就会回来。桂芝是读过几天书的，她认识报纸上的最高指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她放下行李，探头在窗台上，很奇怪为什么不开电灯却要点蜡烛。蜡烛使她的心情继续灰暗而忐忑不安。
而且，桂芝不明白，不是说这里是保密工厂吗，不是说这里比军队管得还要严吗，咋大门口连个人影都没有呢？
桂芝壮起胆子，推开了324厂的大铁门。铁门吱呀响着，沉重得像一个老人的叹息。她惊奇地发现，宽敞的大院里居然有许多人在忙碌着。沉重的铁门似乎是道闸，封闭住了门里的所有声音，而门一旦打开，人声就如水流般地淌了出来，嘈杂着，顿时淹没了桂芝的耳朵。院子里也没有灯，几道手电光晃来晃去，人们就在光影中忽而浮现忽而隐退，像是一群木偶在笨拙地扭动身躯，使桂芝产生了些怪异的感觉。夜色则在宽阔的大院里呈现出一种不太正常的淡薄，像一团稀释了的墨汁，手电就仿佛是一支支沾了白颜料的笔，挥洒着和黑夜在游戏。夜色里的人们在搬运着什么，可以隐约看得出，大家很忙碌，也似乎都很快乐。
一辆三轮车飞快地向桂芝冲撞过来。桂芝吓了一跳，急忙闪开身子。蹬车的男人个子好像很高，脸却在夜色里模糊不清。他嘟哝了一句什么，仿佛是让桂芝让开路。车子从桂芝身边擦过，一股清凌凌的菜腥味钻进桂芝的鼻孔，这让桂芝一下子就明白了，三轮车上装的是白菜。
院子里的人正在忙着分配和搬运大白菜。
已经是初冬了，偏僻山沟里的人们好像一群松鼠，忙忙碌碌地在为自己的冬天储备菜蔬。
这场景和桂芝脑海里的印象大相径庭。二姐去世之前，给桂芝写过信。二姐不怎么识字，信就写得简短而不知所云，需要桂芝叫上五儿，找个没人的地方去仔细揣测。三姐是家里唯一上过初中的，却不屑给桂芝解释，并因信总是署名写给桂芝而愤怒不已。二姐在信上所说，和媒婆当初的介绍大同小异，总说是工厂管得严，出门都要请假，上街要三人以上同行。二姐还说，但是福利好，人人都发衣服，发手套，还发劳保鞋。二姐枯燥乏味的信给了桂芝一种丰盈的幻想空间，这幻想极少部分是二姐的描述，像是一块土地，而更多的是桂芝的想象，如这块土地上滋长的荒草。而现在，桂芝看到的场景，却如一把锋利的镰刀，无情地割断了这些荒草。这里不像严格管理下的工厂，却和村里收割季节的忙碌差不多。桂芝不喜欢那种忙碌，丰收的乡村虽多少会给人一点幸福感，但累得要死。可是这里，却只让桂芝感到陌生，仿佛出门前所有的设想，好的坏的，都和现实无法对接，都败在了那些刚刚从地里砍下来的鲜嫩白菜手里。
行李从桂芝的肩上滑落下来，如心情坠地。就在这一刻，桂芝好像突然窥见了自己心底的另一个角落，原来自己除了杀人的欲望，也还隐约有着另外的希冀。工厂，对于她来说，除了是二姐的伤心之地，竟然还是一个梦幻般的地方。而此时此刻，梦境变成了现实，却凸显了巨大的差异。她没有看到庄严，却看到了白菜。
她茫然了。她愣愣地看着忙碌的人们，听凭一支手电直接把刺眼的光芒打到了她的脸上。
“哎，你是谁呀？你怎么进来的？”
手电后面的声音是个男人。男人在向桂芝走来，问话也在继续着：“找谁啊你？门口登记了吗？”
桂芝慌忙说没有登记，因为门口传达室没人。燥热又袭击了她的后背，干了的内衣又湿透了。
“这个老白头儿，又脱岗了，准是他妈的回家搬白菜去了。”手电筒低了下来，在桂芝的行李上掠过。面前的男人从黑暗中走出，年轻，敦实，有双突出的大眼睛。脸上没有恶意，只有好奇：“你是谁家的亲戚？”
“我……”桂芝突然想起自己并不知道二姐夫的名字。不，不是不知道，而是那个名字在家里从没有人提起，二姐的信上也从没有说到过。桂芝只模糊记得，那人姓余。
她急忙弯腰往行李里去摸寻，找二姐给她的信。手电光随着她的动作，照着她的手。桂芝突然有点害羞了，手电光里的手肯定有点粗糙，起码她自己觉着，常年的劳作，使她的手不大像是大姑娘的手。这样一想，手就抖了，那行李的扣子，就解不开了。
“哎哎，你抬头，我看看。”男人突然说。
桂芝很不高兴。她不满意那人命令的口气，也不满意那突然回到她脸上的手电光。感觉到又有人聚拢来了，周围有低声的议论：“找谁的？”“谁家来客了？”桂芝赌气抬起头来，提高声音说：“我不是坏人！我是……”
男人猛然爆发了一阵大笑，像是陡然响起的一声雷，把桂芝的耳朵震得嗡嗡响，也把她的话给堵了回去：“我知道了，你是余大傻子的小姨子吧？你和你姐真像啊！”
人们也笑起来，七嘴八舌地附和：“是啊，真的像。”“像极了！”“大傻子艳福不浅啊……”
仿佛有一桶冰水，从桂芝的头顶直浇下来。五姐妹中她和二姐最像，也最漂亮，这丝毫没有异议，也曾是桂芝的骄傲。但把她和一个余大傻子联系到一起，她感到一种耻辱。隐隐约约地，她还意识到了一种危机，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从心底慢慢升起。她觉得自己如同一只可怜的麻雀，冒冒失失地落到了鹰的巢穴里，突然就面对了一双双虎视眈眈的眼睛。
她低头拾起了自己的行李。她的手又伸进包袱，握住那根圆润的木棍了。她听见那个男人在高声招呼着：“傻子！傻子呢？喊他去，他家来客了，他小姨子来了。”
有人答应说：“他忙着给人往家送菜呢。”就又有人吩咐：“谁去叫他一下？”黑暗中，好像有人跑开了，边跑边喊：“傻子呢，谁见着傻子让他赶紧过来，他家来人了……”
桂芝觉得有人抓住了她的胳膊。她抬头，在手电光里看到一个女人。女人不年轻了，花白的头发在夜风里微微飘动。和桂芝的眼睛相碰，女人的笑容便绽开了，满脸就都是生动的皱纹。
“别听他们乱叫，开玩笑的。老余是好人，不傻，人实在，肯干。今天晚上，十户的菜有九户是他送的，还给我老婆子搬到楼上，三楼呢。”女人的声音温和，缓缓的，有点有气无力的感觉，在桂芝听来却亲切无比。她听凭女人拉着自己的胳膊，往人群外走。女人说：“劳驾，大家让让，让姑娘坐坐，人家赶了好久的路呢。”
一个矮胖的老头儿出现了：“姑娘，先登记吧……”
那个有一双大眼睛的男人叫道：“登个屁记！你这个老家伙，又脱岗了……好吧好吧，我来替她登……”
有人嬉笑起来：“你算哪根葱。”那男人就在哄笑中说：“助人为乐嘛。”
桂芝的心情略略放松了些。她随着女人走，听女人絮絮叨叨地问她是不是从老家来？路上好不好走？吃晚饭了吗？而就在这时，桂芝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到来其实大家都是事先知道的，他们已经在拿自己当余大傻子的续弦老婆看待了。她的心轰然坍塌，像是被烈火烧了许久的房子，终于挺不住倒下了。她意识到自己其实很笨，她一路上设计的一个个杀人方案其实完全行不通的。她原想在二姐夫来接自己的时候，在半路上用她的擀面杖砸他的脑袋，那根黄花梨木棍有足够的分量。为此，她专门买了傍晚到达这里的车票。可这个傻子没来接她，他在帮人家运白菜。也许，在冥冥中她也有预料，她也想过如果路上没有机会怎么办，那她就要在到家后动手，然后悄悄离去，神不知鬼不觉。她甚至还想过要抱上二姐的孩子，那是二姐的骨血，她不能把他丢下。杀人在桂芝的脑海里构思成了一幕幕活剧，逼真而且刺激，一路上反反复复地重映着。可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一脚踏进厂门，她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傻子的老婆，而且，是将要从小姨子升格的老婆。
桂芝的脑子完全乱了。女人让她坐，说了几遍她才听见，然后机械地在白菜堆上坐了下来。白菜是冰凉的，像桂芝的心情。眼泪不争气地涌上来，就要涌出眼眶了。桂芝拼命地忍着，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崩溃。而就在这时，有人大喊起来：“老余！快快，在这儿呢！”
桂芝的心咯噔一下。她抬头，一个瘦高的身影就在眼前了。她一下子就认出，这就是刚刚蹬着三轮车险些撞到自己的男人。男人的脸隐在黑暗中，似乎不敢让桂芝看清他的容貌。桂芝使劲瞪大眼睛，心中升腾的怒火顿时把眼泪烧干。而就在这一时刻，“啪”的一声，整个院子亮了。
“终于来电啦！”有人喊了一句。
三
而当技术员马满意在骤然亮起的灯光下第一次看清桂芝的俏丽时，他就确认自己爱上这个多少有点土气的农村姑娘了。
爱情就这么奇妙。它袭击人的方式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如夏天突然而至的暴雨，更像暴雨前那一道撕裂天际的闪电。马满意就在这一刻被闪电击中了，他的心扉仿佛被一斧头劈开，原本锈死了的锁头坠落地上，从门缝里溢出的，满是簌簌发抖的甜蜜。
当晚马技术员回家时已经是深夜。他坐在外屋的椅子上脱掉沾满菜汁的胶鞋时，妻子在里屋睡意蒙眬地问道：“咱家的菜全搬回来了？”马满意半天没回答，他突然很烦妻子的问话，啥叫咱家的，难道我会去搬别人家的菜吗？啥叫全搬回来了，难道我会只搬一半回家？他把鞋扔到桌子下边，看着湿漉漉的鞋发了一会儿愣，才回答道：“嗯。”
妻子没再说话，显然是睡着了。马满意环视早已经熟悉得没有任何悬念的家，心却似乎跟着那个姑娘去了。他此刻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将是余大傻子的第二个老婆。他在心里恨恨地为她叫屈，那句鲜花插在牛粪上的俗语，此刻锋利如刀，在脆弱的男人心上割来割去。血流出来了，是热的，也是冷的，浇灌着刚刚拱出土的欲望。
324工厂从东北那个工业城市往西南山区搬迁的消息证实之后，马满意才和妻子匆匆结了婚。恋爱谈了很长时间，已经被残酷的现实折磨得遍体鳞伤，如一线香火，似灭非灭地延续着。两个人都出身不好，马满意的爷爷曾经在日本人的手下干过什么差事，而妻子的父亲曾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国民党。也该算门当户对了，他们却奇怪地互相挑剔着。也许都原本希望对方能为自己带来些好运，但发现和对方其实是鱼找鱼虾找虾，完全势均力敌，并且同归于尽，绝望就产生了，曾经的好感也就破灭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妻子对马满意的称呼是汉奸崽子，马技术员则叫妻子为国民党走狗。即便是他们的名字，也成了他们相互攻击的理由。妻子常说：“你爷爷真没文化，给你起名叫满意，满意什么？满意你是个合格的混蛋吧？”妻子则有个男性化的名字，叫徐小兵，马满意就反击说：“你他妈是谁的小兵？国民党的吧？”恶毒渐渐在他们之间成了习惯，他们竟然在没有休止的龃龉中忘记了分手。而当马满意三个字出现在第一批去西南的名单上，技术员才恍然想到，如果不和已经上过床的女朋友徐小兵有个结果，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摊牌的结果当然是可怕的争吵。当两个人都吵得筋疲力尽，而且两次三番地动过手之后，徐小兵先冷静下来，提出结婚，然后和马满意一起到西南来。
徐小兵大学学的是金融，没毕业赶上运动，被轰到农村当了公社会计。后来因为家庭问题，会计也被免职，贫下中农们不放心自己那本就少得可怜的钱让国民党子女管着。她下放到队里种田，累得和马满意亲热的时候也能睡着。她想，到工厂去，总比农村强。
回忆这段往事，马满意模糊记得自己曾经拒绝了徐小兵，但当徐小兵哭泣着去摸电门的时候，他才屈服了，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饶恕她了。饶恕什么？他说不清楚，甚至这段记忆是否属实，是不是属于他的自恋式的虚构，他也不清楚。他的恋爱过程，在记忆中就是吵架与打架叠加的过程，这让马技术员头疼不已，思维也就出现了严重混乱。
徐小兵是怀着孕到西南来的。尽管他们之间的战斗依然激烈，丝毫没有因结婚而减弱，但也没妨碍他们在床上的运动，甚至他们把干那事也当成了对对方的折磨，咬着牙地在对方身上发狠。于是，终于有一天，徐小兵推开身上的男人，冲进厕所干呕，气喘吁吁的马满意才意识到，将会有另外一个人和他们一起去西南了。
搬迁的时间一拖再拖，真正到出发时，徐小兵的肚子已经显形。她一路上呕吐不止，人到了大山深处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她疲惫不堪地站在山坡上，俯视山洼里当时还是建筑工地的厂区，泪流满面，破口大骂：“马满意，你个汉奸崽子，你把老娘骗到这穷山沟里，你缺了八辈子德。你生孩子没有屁股眼儿！”
她的咒骂引发了周围人的哄笑。马满意被骂得满脸通红，扑上去就要动手，被人们拉住。他就在人们的阻拦中跳着脚回骂：“生孩子没屁股眼儿也是你生！你生！”
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他们家族原本留给他们的文雅，暴露出的是人类本性中的粗鄙。他们的语言已经完全堕落成最下流的彼此咒骂。革委会主任绷起脸说：“你们俩还都是知识分子呢，怎么骂起人来这么难听？还得改造！”
主任说到做到，马满意夫妻都被分配去干最重的活儿了。马技术员在工地上和泥推车，徐小兵挺着肚子去搬砖。那时天已入秋，大家都知道，第一场霜下来之前不把房盖起来，所有人都要受罪了。而厂革委会始终坚持要先把厂房盖好，开工生产，然后再说宿舍。宣传科的人在第一幢完工的厂房墙上刷了大标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鲜艳的红字在日益冷淡下来的阳光中触目惊心，不像是鼓励，倒像是警告了。
人们暂时都住在用帆布和树枝架起来的帐篷里。帐篷四面漏风，人们赖以取暖的，只有自己的体温。深夜，马满意从睡梦中醒来，听见身边有簌簌的声音，奇怪地翻身起来，就看见了妻子在月光下的满脸泪水，也看到了她紧裹在棉被里笨拙的身体。就在那一刻，男人的心软了，他拉开妻子的被子，把自己放了进去。因为他的身体带来了温暖吧，徐小兵没反抗，默默地把发抖的身子贴了过来：“抱着我，我冷。”她说，语气里第一次有了乞求。
现在，在寂静如同坟茔的深夜里，在越来越浓重的山雾中，这令人感动的回忆像一支箭，突然不合时宜地插到了对年轻姑娘的思恋之间，让心猿意马的技术员打个寒战。四顾，仍然是这个家，仍然是里屋高一声低一声的鼾声。还是建厂时候匆忙盖起的家属宿舍，几年的时间，墙皮脱落，门窗歪斜，小厨房里的漏水声滴答不断。马满意的目光落在墙角里，四岁女儿的涂鸦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马满意记得，当那次他要把痰盂砸向徐小兵的时候，他瞥见了缩在墙角的女儿在哭泣着涂画。孩子画的也是个孩子，哇哇大哭的孩子，比脸庞还大的眼泪四处飞溅着。他当时就泄了气，痰盂落在自己的脚面上。而现在，那种哭泣更加醒目了，在暗淡的灯光下增加了惊心动魄的效果，让马满意不敢再看，也不敢再想。搅乱一池春水的风停了，水面上的倒影完整起来，全是马满意和徐小兵的恩怨情仇，没有色彩，也是色彩，剪不断理还乱的烦闷。
索性进到里屋，摸着黑脱衣服。妻子徐小兵翻一个身，含混不清地说：“脏衣服扔外边。一身的臭白菜味儿。”马满意的手停了一下，想说白菜怎么会臭，难道你不吃白菜？话到嘴边停住，咽了几咽，终于没有说。只穿着内裤起身，把所有的衣物都抱到外屋，扔到椅子上。凉气袭人，皮肤上就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吸了几口凉气，快步跑回里屋，钻进热腾腾的被窝里。心想：马满意啊马满意，别胡思乱想了，你的命，从生在汉奸家里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
朦朦胧胧之间，好像听见有鸡叫，远远的，带着大山的一种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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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2017.2 张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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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本刊2017年6期
编辑：警察文摘----石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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